金缕玉衣
彩色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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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无异于一场史无前例的飓风，不但横扫了“文革”十年桎梏中国发展进程的阴霾，而且为中华民族开创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新时代，举国上下，惨遭浩劫的各项文化事业从此走上了复兴之路。1976年至1999年，商丘的文化事业焕发了勃勃生机。
戏曲艺术空前繁荣。经过解放思想、大胆改革体制，商丘的戏曲艺术很快步入正轨，专业和业余戏曲作者创作了250多个剧本，搬上舞台并有较大影响的有40多个剧目。
同一时期，群众文化事业也有了质的飞跃。商丘于1978年率先实现“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1981年建立乡镇文化站165个，到1999年年底，191个乡镇全部建立了文化站。1985年开始实施“三个转变”，即由“小文化”转变为“大文化”，在全市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切实推进了“社会文化社会办”的群众文化工作方针。
文物考古硕果累累。1976年至1999年，商丘的考古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20年来，先后对15处古代建筑和革命遗址进行了维修；新建了商丘博物馆，馆藏文物万余件；开展了对大中型基本建设前的文物勘探，配合中美联合考古队和北大考古系先后对山台寺、清凉山的古文化遗址进行发掘；抢救性发掘了芒砀山汉梁王墓群中的4座墓葬，出土了金缕玉衣和具有很高历史文化价值的西汉早期的大型彩色壁画等。
同一时期，商丘文学创作也迎来了一个异彩纷呈的春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商丘的文学创作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题材内容丰富多彩。
群众文化——
新时期商丘文化复兴 进程中的“民生”关怀
群众文化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自娱自乐、自我教育的文化活动。“文革”中，和全国各地一样，商丘地区城乡人民群众的业余文艺活动畸形活跃，农村生产大队以上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展“人人唱语录歌”、“人人唱样板戏”、“人人写革命诗”、“人人跳忠字舞”等所谓“8个人人”的活动，内容全是宣传文化大革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群众文化事业得到恢复和全面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期，商丘地区建成了以文化馆、图书馆为龙头，乡镇文化站为骨干、村文化室为基础的“三级文化网”，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指引下，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节约”的原则，积极开展群众业余文化艺术活动。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各级财政对群众文化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加，一度遭遇经费困厄的群众文化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
在推行“社会文化社会办”的群众文化工作方针后，校园文化以其人才优势、企业文化一马当先，他们组建了诸如军乐队、盘鼓队、艺术团等文艺队伍。在此基础上，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商丘市开展了广大群众参与的广场文化活动，商丘火车站广场文化活动被河南省文化厅评为“1999年河南省十佳文化广场”。
此外，在群众性文化活动中，以音乐歌舞和美术摄影、书法最为普及，每年重大节日都有活动。如1992年开展的“团结奋进、振兴商丘”歌咏活动，万余人登台，在全省获6项银奖；1997年在全市举办“迎香港回归”文艺庆典等。每年最少举办一次美术摄影和书法作品展。近20年来，有数百件作品在全省、全国获奖和参展，还有数十件作品走出国门，在国际上获奖、参展或被收入专集。与此同时，从1982年开始，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工作，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民间文艺资料。如剪纸、刺绣、编织、石刻、泥塑、面人、焰火等，能工巧匠辈出。
张兴元——
新时期商丘文学的一面旗帜
张兴元可谓新时期商丘文学的一面旗帜，他的作品，无一不深切而厚重地表达了对“大众”和“田野”的文学关照和人文的终极关怀。1956年春天，还在读高中的张兴元，半年之内就有两篇作文被当年河南省唯一的文学刊物《奔流》发表，那年他18岁。此后，他对文学的热爱一发不可收，到“文革”前，他已有10万字的散文和类似小说的散文，见诸各大报端和刊物。
采访中，老作家诚恳地说：“上世纪80年代，我的一个短篇小说《世道》在《延河》上面世，这才是我文学青春期的萌动和开始。”1981年刚开春，张兴元花费1个多月的时间创作出《世道》，三易其稿后，寄给了远在西安的《延河》。很快，他便接到编辑部的来信，信上说：“《世道》一稿我们读了，觉得很不错，决定在我刊作为重点稿发表。”信尾署名居然是路遥。
《世道》发表后，张兴元迎来了他文学创作的一次嬗变，从创作自觉走向了创作成熟，从梦想文学的层面升华到对文学坚韧的守望。代表作便是其短篇小说《锻炼》和《骂街》。
跟张兴元绝大多数作品一样，写于1992年的《锻炼》以黄河故道为创作底片，以故道忠厚的民众为舞台主角，巧妙设置官与民的冲突——乡干部来村里催收棉布赊销款，村民拒交此款。这部作品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作家对农民和基层干部同样写出了他们各自的苦衷，同样表达了给予官民的最大理解，这对文学创作中那些滞后的传统理念，都是一次震撼心灵的颠覆和撞击，而且成功完成了作家自我的超越和提升。
起初《锻炼》因为触及到当时敏感的社会矛盾，《十月》没敢发表，另有几家刊物也给出了相同的理由。《锻炼》“走”了大半个中国，后来《上海文学》第5期打破阻力以“写得冷峻而深邃”给予刊出。之后，《小说评论》作为“佳作”加以推选，《作品与争鸣》转载并评论等。
1996年，张兴元的短篇小说《骂街》在《中国作家》发表，后来在《中国作家》和《佛山文艺》联办的全国“环宇杯”短篇小说评奖中荣膺榜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大会上，中国作协的一位领导对这个短篇小说发表了长达10分钟的评论，并给予高度赞赏。
其间，张兴元还有两篇被翻译到日本的小说，《杏花村的新闻》和《酸辣苦甜》，同样表现出了他语言的张力和扎实的创作工力。
有古可考——
新时期商丘考古熠熠生辉的文明“碎片”
日前，记者采访了1972年任商丘地区文物馆馆长、现商丘师院退休教授的王子超，以及现任商丘文物馆馆长王良田。
一度，考古界认为商丘“无古可考”，而且声音很强烈。王子超告诉记者：“这是个误解！从严格意义上说，商丘的文物考古工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虽然起步较晚，但它取得的成绩却令人注目。在其累累的考古硕果中，如1977年发掘的王油坊遗址，被国内外考古界确认为龙山文化中一种新的地方类型。芒砀山西汉王陵的发掘，是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另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联合考古队1991年至1997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揭开了商丘地下古文化遗址的冰山一角，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王良田1999年8月调进商丘博物馆任副馆长，2004年任馆长。采访中，王馆长向记者详尽讲述了商丘考古几个大的阶段中，引发国内外考古界积极关注的典型遗存的发现、发掘和重要价值。
1975年至1976年，豫东考古调查时发现了永城县王油坊遗址，1977年作进一步发掘，清理出龙山文化晚期的房基11座，灰坑25个（2个属于商代），东周墓葬14座，出土大批陶、石、骨、蚌、角质器具。它的重大发现在于，我们4000多年前的祖先已开始用石灰涂抹房子。1977年发掘的柘城县孟庄遗址，发现了夯土建筑的房基9座，发现了商代草编鞋子的鞋底和陶文遗迹等，这说明我们商丘的祖先已有了穿鞋子的文明习惯。199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发现的山台寺遗址，在一个祭祀坑里，发掘出9头整牛和1个鹿头的骨架。这一发现，使山台寺的龙山文化遗址与殷商文明搭上了密切的关系，也有力证明了古老的商丘即是中华先商文明的发祥地。此外，中美联合考古队自1991年以来的10年间，在睢阳区归德古城南关一带多次发掘考察，最后认定了西周宋国都城遗址。该遗址距今3000多年，位于明代归德古城周围。考察表明，现存的归德古城只占据宋国都城的东北一角，全城约10.2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存归德古城的10倍。”
王良田自1989年以来，一直从事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工作。他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认为，西汉梁国的历史在西汉诸侯王国中有着典型意义。芒砀山汉墓群其发掘和出土文物，多次引发世界哗然，这就是关键所在。”
据王馆长介绍，现在商丘文物馆馆藏芒砀山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3件。墓群中的柿园汉墓墓室顶部的壁画，是目前出土西汉时期的壁画中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彩色壁画。梁孝王王后墓横贯保安山半腰，如此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地下宫殿，举世罕见。其潜在的旅游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文/晚报记者 班琳丽 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