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认为“文言是半死文学”“可读而听不懂”，不利于文化的推广，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一不言之无物，二不摹仿古文法，三不讲求（拘泥）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不用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俚语的“八不主义”，还特意编著了一部《白话文学史》。并笃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胡适在北大任教，一次公开讲课中，他说白话文比古文简洁。有学生提出反驳意见。于是，胡适就出了一道题，让学生们就如何回绝行政院秘书一职草拟电文，学生用古文，胡适用白话文，看谁使用的字少。不一会，胡适让同学们说出草拟电文的用字数，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共用了十二个字。而胡适微微一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只有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作为新生事物，白话文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的学者的猛烈攻击，也引发了一场关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有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尤以黄侃为最。

黄侃资历颇深，系辛亥革命先驱，也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国学大师。后人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对于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处事直率尖刻的黄侃自然很不屑。对于胡适草拟电报一事，黄侃曾在课堂上公开挖苦胡适。他说，例如胡适的太太死了，如果要白话文拟电报，家人必说：“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长达十一字。而用文言文则只需要四个字：“妻丧速归！”台下同学们哄然大笑。甚至黄侃还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其故。黄侃正色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

时空穿越百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君子之争已成为文史趣谈。如今，白话文流行于世，而文言文也是不可或缺的国学瑰宝。文言文和白话文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美。世事亦然，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在继承中创新，扬弃中发展，才是人间正道和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