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传诵”万言书

范仲淹像

■主讲人

马学庆，本科学历，现任宁陵县史志办主任，宁陵县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商丘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宁陵县政协常委、宁陵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先后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发表论文、文学等各类文章千余篇，著作有《范仲淹与商丘》《寻踪梁园》《古宋七子》《殷宋五泽》《一岭十八岗》《大明名贤吕坤》《宁陵通史》《厚重宁陵》《古葛探源》《己吾考略》《老坚决》《马学庆文集》等十余部。

【阅读提示】

在应天书院的苦读和执教，促使范仲淹写出了比“庆历新政”早16年，比《岳阳楼记》早20年的《上执政书》。马学庆认为，《上执政书》是宋真宗朝继名臣王禹偁、田锡之后最重要的政治宣言，是范仲淹写于应天府最早、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先忧后乐”的政治典范之作，是其处庙堂之远则忧其君济世情怀的直接体现，不仅为“庆历新政”《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张本，也启迪了王安石万言书的改革思路，其意义非凡。

承上启下的思想大成

北宋时期，有两次大的变革：“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改革，启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主要内容是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等。说起“庆历新政”，就不能不说它与商丘的渊源。因为早在此前16年，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已展现在他于应天书院执教时写就的万言奏章《上执政书》中。此文集中体现了范仲淹政治改革的远见卓识，也完整地概括了他先忧后乐的思想内涵。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励志变革现实政治。他初入仕途，即以革新现实政治为己任。不过，任何人的思想变化都是一个渐进过程，有一个从朦胧到清晰、从大概到具体的发展历程，范仲淹也不例外。通过对《奏上时务书》《上执政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三篇上疏进谏文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很好地掌握范仲淹变革思想演变的过程。《上执政书》的重要性在于，其在范仲淹政治思想变革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上执政书》是范仲淹之前所写《奏上时务书》的扩充和发展。《奏上时务书》作于1025年，天圣三年四月二十日。此时范仲淹37岁，任大理寺丞、监泰州西溪盐仓，入仕已经10年。范仲淹此时远离京城，官职低微，朝政变革与他没有任何干系。

然而，范仲淹却抑制不住自己的政治热情，上书皇太后、皇帝两宫，陈述自己的政治变革思想。在这篇文章中，范仲淹提出变革文风、讲究武备、注重人才、勉励谏官、抑制恩萌五个方面的主张。论述了自己变革现实政治的5个方面的主张之后，范仲淹特地对两宫提出仁慈、节俭、勤勉、公正4点建议。

这篇奏疏，可以分别从两个角度评价。从一个角度说，范仲淹《上执政书》、“庆历新政”的部分内容萌芽于此，如《上执政书》的“固邦本、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等，“庆历新政”的“明黜陟、抑侥幸、择长官、修武备”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范仲淹此时的政治变革思想还比较笼统模糊、不成体系，主要表现为其核心思想不突出，具体讨论不深入，文章思路不清晰，阐述政治主张没有完整的思路。这与他入仕10年都在京城以外任职、官职低微、政治视野有限等因素有关。况且，从青年走向中年的范仲淹，现实政治经验积累也不够丰厚。范仲淹此时政治变革思想当然显得不够成熟。

相比之下，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阐述自己的变革思想时，重点突出，思路成熟，措施具体，层次分明，自成体系。这说明“庆历新政”的大致构思在这里已完成。南宋潜说友称其“经济规模大抵略见”。如果说《奏上时务书》还只是范仲淹的一次“小试牛刀”，那么接下来的《上执政书》则完整体现了他深思熟虑后自成体系的思想内核。

1043年，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出任相当于副宰相职务的参知政事。九月，宋仁宗开天章阁，诏范仲淹等人条陈朝政变革构想。范仲淹在宋仁宗连日催促下，认真总结其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由此作《答手诏条陈十事》，呈上新政纲领。这次条陈的十事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变革核心围绕官僚队伍建设和经济生产两个方面展开。

与16年前写的《上执政书》比较，范仲淹这次变革的思路大致相同，只是更易于操作实施。每一条政改主张，都是在陈述现状之后提出具体对策。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等原因，范仲淹的改革十策在“庆历新政”中推行失败。范仲淹因而被贬至陕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虽很快夭折，给后人留下无限遗憾，但是其“儒者报国，以言为先”的信念及毕生追求，“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回头谏诤路，尚愿无壅遏”的苦心，“耿耿金石性，雪霜不能老”的气节，赢得了时论和后人的高度赞扬。稍后于范仲淹的郭祥正在诗中写道：“愿如范文正，上疏发纩黈。明明纳忠谏，圣作古无有。”

《上执政书》开启了“庆历新政”的先奏，而“庆历新政”又为王安石变法奠定基础并揭开序幕，范仲淹因此亦成为北宋政治改革的先驱。

媲美《隆中对》的散文

从文学角度来说，《上执政书》这篇政论性散文同样值得称道。此文虽然篇幅很长，洋洋洒洒万余言，但是全篇条理清晰，结构严谨，层层推论，说理透辟，语言也极其犀利，初步体现了宋朝散文“长于议论”的特色。

这篇《上执政书》和《岳阳楼记》相映成趣，分别代表了范仲淹两种题材散文创作的不同风格。当时著名的诗人、隐士林逋赞道：“马卿才大常能赋，梅福官卑数上书。”这就把他与西汉的司马相如、梅福相提并论，足见当时人们对范仲淹这篇散文的评价之高。

可以说，《上执政书》不仅显示了范仲淹作为政治家的治国之才和作为军事家的雄韬大略，而且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横溢才华，有着很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学成就，是他政论性散文的代表之作。范仲淹上书之后，宰相王曾“见而伟之”，不久就通过晏殊，推荐范仲淹内调入京。苏轼把此文放到了与历史上著名的韩信“汉中决策”、诸葛亮“隆中决策”相媲美的高度。苏轼还评论说：“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

《宋史》同样给予了《上执政书》很高的评价，认为其可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媲美。《宋史》这样写道：“论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故已信其有宏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其让古人哉！”

这是《宋史》对范仲淹的“盖棺定论”，把范仲淹与诸葛亮相比，把《上执政书》与《隆中对》相比。在《范仲淹全集》和《东都事略》等历史文献中，类似评论还有很多，这足见其历史价值。如果说《岳阳楼记》是范仲淹的文学代表作，那么《上执政书》就是其政治家的代表之作。

编辑： 田戈   责任编辑：李瑾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