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的种地经

　　入秋以来，连阴雨下了一场又一场。几乎每天都有雨在下，偶尔天晴一下，更多的时间天空都是雾蒙蒙的。

　　我冒着秋雨，回了一趟离城不远但没事也很少回的老家。

　　道路两旁，处处是深深浅浅的积水，高高的杨树上的叶子显得无精打采，像要睡眠的样子。收了棒子的玉米地，秸秆连同叶子都已经枯萎，有站在水里的，有倒在地里的，横七竖八，没有一点点的生机。

　　车到集上，我买了几样小菜与一盒月饼，准备与家人一起过中秋节。车进家门，母亲拄着拐杖等我，“还买恁多菜，你大嫂在厨房还炖着一只鸡呢。”我就进了厨房，见大嫂一个人在忙着，就问“我大哥呢？”大嫂听见我在说话，就用围裙擦了擦手，“你大哥一大早就去地里了，手机也没带，你先在家里等他吧。”大嫂边说边让我到堂屋里去跟母亲说说话。“往年的这时候，就是收庄稼的大忙季节，你大哥大嫂一个也不会在家。掰了棒子，就该薅花生了。今年不是了，天就像漏水的筛子，一直在下雨，该收的庄稼都收不回来，你大哥最近快急死了。前几天，眼看着大蜀黍就要全霉在地里了，你大哥大嫂就抹赤脚，到地里一趟一趟怀抱肩扛，抢出来几千斤大蜀黍棒子，拉到集上也没卖几个钱。”母亲对我说。我明白母亲的意思，赶上天灾，大哥就不给你恁多包地钱了。因为家里还有我名义上的几亩地，我又不回家种，就要包出去。大哥说跟我商量，种多少地都是种，你那几亩地，就算包给我种了吧，人家给你多少钱，我也不少给你。

　　我没有顺着母亲的话唠下去，决定先去地里找大哥，顺便看看地里庄稼的长势情况。于是披件雨衣，径直走到离我们家较近的土地旁。

　　田埂在望，迷蒙的雨帘中，一个模糊的、瘦削的身影，如同一个被遗忘的标点，凝固在灰暗的天幕与泥泞的大地之间——那是大哥。他没有穿雨衣，也没有打伞，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任时断时续的秋雨打湿他花白的头发、单薄的衣衫，以及那本就因常年劳作而略显佝偻的脊梁。我站在地头，连喊了几声“哥——”，声音被雨声吸收、消散，没能激起丝毫的反应。大哥仿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尊被绝望焊死在大地上的雕像，与那些在积水中苦苦挣扎的花生苗、红薯蔓，共同构成了一幅悲怆的静物画。

　　我脱掉鞋袜，赤脚踩进地里。冰凉的泥水瞬间没过脚踝，一种黏腻而陌生的触感从脚底直窜心头，让人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大哥身边，大哥才仿佛从一场深沉的梦魇中惊醒，缓缓转过头，看到是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干涩地说：“地里都是泥，别来了，出去说话。”“既然我来了，就别出去了。”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没有光彩，只有一片被雨水浸泡过的浑浊与疲惫。我问大哥，为何喊了几声他都毫无反应。大哥沉默了片刻，目光重新投向脚下那片狼藉的土地，声音低沉得像是从泥土里挤出来：“没有，主要是发愁。一年的收成，基本……颗粒无收。”

　　“颗粒无收”四个字，像锤子一样砸在心上。他弯下腰，用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费力地薅起一株花生。秧苗带着泥水被拔起，根部稀疏地挂着不到二十个荚果，个个被水浸泡得发白、肿胀。他摘下一颗，在衣角蹭了蹭泥，直接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又苦涩地吐出来：“你看看，花生仁小得像米粒，要是晒干，基本就空壳了。”他愁苦的脸上，皱纹仿佛又深了几许，“再不收，就得全烂在地里了。”

　　接着，他把话题转向了刚刚收获的玉米，开始给我算一笔令人心碎的细账。那不是一个农民在炫耀他的收成，而是一个陷入困境的老人在清点自己的伤口。“玉米种，一亩地58块。除草剂，20。农药，35。化肥，今年贵，260。零零碎碎的辅助费用，算50。机器收玉米、打秸秆，70。浇地，今年旱一阵涝一阵，浇了4遍，花了200来块……”他如数家珍，每一项投入，都像是从他本就干瘪的钱袋里抠出去的硬币。“总投资，一亩地差不多693块钱。”然后，是收成。“今年天气邪门，玉米快熟时连着下雨，籽粒发芽了。一亩地，好的坏的加起来，收了680斤。发芽的玉米，人家压价，一斤1块零7分。一亩地，总共卖了727块钱。”

　　空气仿佛凝固了。他抬起头，目光穿过雨丝，茫然地望向远方，又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天：“727块，减去693块的投资，这一亩地，我忙活了整整一季，挣了34块钱。”他顿了顿，每一个字都透着凉气，“玉米从种到收，差不多90天。我一天，也就挣了3毛7分钱。”

　　他转过头，死死地盯着我，那双被生活磨砺得有些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巨大的困惑与无力的质询：“你说，这地，种还是不种？”

　　我无言以对。我清楚这账里的每一分艰难。0.37元，在城市里，甚至买不到一瓶最便宜的矿泉水。它无法衡量他90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劳作，无法补偿他在烈日下的汗水、在风雨中的焦虑。这微薄的利润，与其说是收入，不如说是对他一生职业的一种反讽。

　　我心里清楚，对大哥这样的农民来说，“不种地又能干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最残酷的答案。大哥已年届六十，岁月的风霜刻在脸上，更刻在了社会给予他的机会上。他有力气，有经验，肯吃苦，前些年出去打工，公路上的土建，桥梁上的土工，高楼大厦的泥工，虽然都是掏力的活，毕竟每天可以挣到三四百块钱，一年下来，省吃俭用，总能攒个四五万块钱，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用。等到他老了，几乎所有的工地大门都对他关闭了。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与他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却坚不可摧的墙。种地，这份与生俱来的、融入骨血的营生，即便明知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微利甚至亏本，也成了他唯一能抓住的稻草，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

　　大哥不再说话，重新陷入了沉默，继续做他秋雨中的“雕像”。他在守望着什么：是那些可能烂在地里的花生和红薯？是那亩产34元希望的玉米田？还是那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压弯了他的未来？

　　我站在他身边，赤脚感受着大地的冰凉。这片土地，曾经养育了祖祖辈辈，给予我们希望和温饱。而今，它却像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让它的守护者步履维艰。

　　萧瑟秋雨，依旧下着。这雨，何时能停？种地，路在何方？没有人能给他，也给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农民，一个确切的答案。大哥只是静静地站着，任由这秋凉的雨，打湿衣衫，也打湿了沉重的心情。

　　吃了午饭，坐了一会。我和大哥又聊了起来。

　　“几个孩子也没有回来一个帮你秋收的？”

　　“多少年了，别说是收玉米，就是收麦子，他们也不回来。最多给你捎几个钱，让你雇机子收。”

　　我看了母亲一眼。

　　母亲微闭双眼，虽然没有精神，还是强撑着听我们说话。

　　“原以为，我们的父母辈是地道的农民，没想到，大哥会是我家最后的农民了。”

　　“是吧，我算接了父辈的班。种地这事，孩子们是指望不上了。”

　　“你要是干不动了，地咋弄？”

　　大哥迟疑了一下，随手从腰里摸出香烟，抽出一支，拿火机点燃，“地，还是会有人种的。现在有的地都被大户承包了，将来会有更多的地被更大的户承包吧。”

　　我没有接话，大哥又狠狠抽了一口烟，呛得咳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