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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林交游的典范:张方平与三苏的“谊兼师友”

2026-08-28 00:13:17 商丘日报

  孟秋的雨落在商丘古城的青石板上,温润如旧。北宋时,这里称应天府南京(亦称南都),是张方平的桑梓地。

  张方平(1007年—1091年),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参知政事。此人目光如炬,胸有风骨,于朝堂直言敢谏,于草野识人于未显。《宋史·张方平传》载:“守蜀日,得眉山苏洵与其二子轼、辙,深器异之……轼下制狱,又抗章为请,故轼终身敬事之。”正是这位南都故人,将三苏从蜀地乡野引向了汴京的庙堂与文坛。

  张方平与三苏的故事,远不止一段“伯乐相马”的佳话,更是一曲关于知遇、理想与坚守的叙事,堪称“知己之谊”超越“师徒之伦”的典范。往更深处说,他们以半生行止共同写就了宋代士大夫关系的一种典范——不依附、不交换,以独立人格相互映照,以家国理想为共同归宿。

  益州任上:以国士待一介书生

  至和元年(1054年)冬,张方平以户部侍郎知益州。治蜀之余,他延访隐逸,闻眉山苏洵“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即举荐其代成都学官。

  至和二年(1055年),苏洵携二子至成都拜谒。苏轼后来自记:“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张公读轼、辙文章,断言:“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遂做了一件宋代官场极罕见的事——自掏盘缠,安排斋舍,当场命题试兄弟二人,确认无疑后,修书一封,径寄东京欧阳修。

  嘉祐元年(1056年)五月,三苏抵汴京,持张方平书见欧阳修;嘉祐二年(1057年)春,苏轼、苏辙同登进士科,苏洵以《权书》《衡论》名动京师。一门三杰的序幕,是商丘人张方平在成都掀开的。

  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更记下张公坦荡的话:“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

  陈州之会:读杜、送别与幕府诗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赴任杭州通判,途经陈州。时张方平知陈州,留饮幕中。席间张方平读杜(甫)诗有感,苏轼当即次韵(又叫“步韵”,是古人写诗唱和的一种形式,要求韵脚字相同且次序必须完全一致)相和,作《次韵张安道读杜诗》。诗句“般斤思郢质”用《庄子·徐无鬼》匠石运斤成风之典(公输般之斧需寻觅郢人鼻端之垩为质),以此喻张公诗笔如鲁班之斧,自谓如敢承斧削的郢人,写尽唱和之默契。

  是年八月,张方平请辞州职,改任南京留守司御史台,移居南都。苏轼作《送张安道赴南都留台》相送。诗中“无人长者侧,何以安子思”以子思自比,暗说朝廷不当令张公这样的贤者坐废留台(该诗后来被摘入乌台诗案“讥讽”条目)。

  苏辙其时亦在陈州任学官,张方平移任南京,作《送张公安道南都留台》长诗送别。开篇“识公岁已深,从公非一日”即追忆成都初遇,“纷然众人中,顾我好颜色”,将当年成都“以国士待之”的知遇,化作幕府送别时的泪光;诗末“恨无二顷田,伴公老蓬筚”,更是宋代师友诗中极恳切的偕隐之愿。

  乐全堂题咏:南都烟雨里的“全”字

  乐全堂题咏,是这场知遇之交最集中的精神凝结。

  张方平晚号“乐全居士”,堂名“乐全”,尝自篆印、题诗以阐其义。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知密州,先作《张安道乐全堂》。诗中“如今老去苦思归,小字亲书寄我诗”,坐实张方平致仕后以诗札与苏轼往来不断;“试问乐全全底事,无全何处更相亏”,把张公“全于天”的退守与少年“端委庙堂”的期许,压成一副沉甸甸的对子——退不是弃,守不是怠,全者乃是不亏其天。

  苏辙亦作《题张安道乐全堂》:“天命无不全,人事每自伤。譬如摩尼珠,宛转有余光……”

  兄弟二人一刚一柔,苏轼以“龙章凤姿”写其英气未泯,苏辙以“摩尼珠”喻其圆融无伤。一者将“全”推向庙堂之责,一者将“全”归于天命之圆。“乐全”二字,被写成了士大夫退居后完整的精神坐标。

  元丰元年(1078年),王巩(张方平之婿)携张方平《乐全堂杂咏》卷至徐州,苏轼题卷末,作《张安道见示近诗》:“人物已衰谢,微言难重寻。殷勤永嘉末,复闻正始音。清谈未足多,感时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萧然王郎子,来自缑山阴。云见浮丘伯,吹箫明月岑。遗声落淮泗,蛟鼍为悲吟。愿公正王度,《祈招》继愔愔。”

  苏轼以卫玠南渡比张公文章重振正始之音,以浮丘伯比其为人高洁,结语以《左传》祭公谋父《祈招》之谏——规劝君王“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此诗后来亦被摘入乌台诗案“讥今时风俗衰薄”条目),但照见苏轼和诗的真正落点,从不在景慕处止步,总把张公引回“正王度”的政道里去。知遇之报,不在称美而在以诗谏道,这或许才是“乐全”二字最深处的回响。

  乌台诗案:萍梗与尘榻

  张方平对苏轼、苏辙的托举,不止于顺风时铺路,更在逆流时挺身。乌台诗案中张公的所作所为,便是最生动的注脚。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乌台诗案暴发,苏轼面临死刑威胁,朝野噤若寒蝉,此时已致仕的张方平不顾个人安危,上书神宗皇帝为苏轼求情:“苏轼乃天下奇才,陛下若杀之,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最终,苏轼被贬黄州,免于一死。苏辙也因之受到牵连,被贬为监筠州酒税,临行过南京,辞别张方平。张方平凄然酌酒,手书一绝《送苏子由监筠州酒税》为别。诗中“匏瓜”语出《论语》“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之典,是自伤闲废之身;“尘榻”反用陈蕃悬榻待徐孺子之典——昔日南都幕府中专为苏辙而设的那张客榻,从此空挂尘埃,再无扫榻迎宾之日。

  大观二年(1108年),苏辙70岁,闲居颍川(许昌)。苏过(苏轼第三子)出子瞻遗墨,中有张方平当年赠别之章。苏辙览之泣下不能止(此时距成都初见已54年,距南都送别29载),乃追和《追和张公安道赠别绝句(并引)》。引中自述:“元丰初,子瞻以诗获罪,窜居黄州,予谪监筠州酒税。公凄然不乐,酌酒相命,手写一诗为别……后七年,蒙恩召还,复见公南都。自是又八年,而有升沉之叹,时公薨已数年矣。”

  “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这是苏辙对当年南都尘榻之叹的回应,不是空斋挂榻的悲凉,而是“一生知己有斯人”的笃定。尘榻虽悬,知己之诺已偿。

  《送苏子由监筠州酒税》一诗,是乌台血雨中留存下来的温情见证。苏轼脱狱后迁黄州,苏过日后整理遗墨,发现此笺与《乐全堂杂咏》同贮巾箱。一场跨越两代的知遇,最终靠着这首送别绝句,穿透牢狱与流放,在故纸中延续着未冷的温度。

  黄州铁杖:以杖代柬的寿诗

  元丰三年(1080年)后,苏轼谪居黄州,张方平退居南京。元丰四年(1081年)张方平生辰,苏轼寄铁杖一支,并附《乐全先生生日以铁杖为寿二首》。

  铁杖之重,是贬所无长物可献的实话;“畏途自卫真无敌,捷径争先却累人”,则是以杖喻人,一语双关(张方平不趋新法捷径,故能立住;苏轼不走乌台畏途的妥协路,故能活转)。铁杖曾伴苏轼踏遍江湖草木春,如今横越千里寄往南都,其重不在斤两,而在它替两个人都说了一句不肯低头的话。以物代柬,以诗代书,黄州与南京之间,这一支铁杖比任何奏疏都沉,因为它托住的,不是政见,而是两个人撑过政争风浪后,依然没有弯的脊梁。

  南都遗韵:最后的国士之报

  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自黄州量移(贬官遇赦改近地)汝州,途经南京,留居三月,作《代张方平进神宗功德疏》,并校订《乐全先生文集》。

  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在京师陷洛党之围,作《与张太保安道一首》尺牍:“某以不善俯仰,屡致纷纷,想已闻其详……蒙知爱之深,不敢不尽,幸为察之。褊浅多件,有愧教诲之素,临书悒悒。”同年校《乐全先生文集》并作叙,比张公为孔融之志、诸葛亮之器:“公为布衣,则颀然已有公辅之望……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

  元祐六年(1091年)十二月,张方平卒于南京,享年八十五。临终弥留之际,但言“伸意子瞻兄弟”。苏轼时在颍州,闻讣设位荐福寺,服孝三月,撰《祭张文定公文(三首其一)》,痛述:“公视生死,如夕与晨。老不惰媮,疾不嚬呻。有化非亡,有隐非沦。我独何为,涕流于巾。”次年七月于扬州撰《祭张文定公文(三首其二)》,同期应张方平之子张恕、婿王巩之请,撰七千余言《张文定公墓志铭》(这是苏轼一生所撰墓志中最长的一篇),九月于南都撰《祭张文定公文(三首其三)》,字字皆以国士报国士。

  元祐六年(1091年),苏辙作《祭张宫保文》,次年作《再祭张宫保文》。

  题诗、文集叙、尺牍、祭文、墓志,叠加在一起,托得起“谊兼师友”四字。而真正托住这四个字的,不仅是笔墨,更是半个世纪里每一次风波来时彼此都没有转过去的背影。

  张方平与三苏:“谊兼师友”的历史重量

  重读张方平与三苏的往事,最令人动容的,不是史册中的宏大叙事,而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滚烫瞬间。

  张方平手握举荐之权,却未以此结纳同列,而是致信早年政见相左、素有嫌隙的欧阳修;乌台诗案起,虽已致仕居家,本可置身事外,却毅然抗章上书。苏轼亦从未因张方平失势而疏远——一生八过南都,唱和张公诗、寄黄州铁杖、撰七千言墓志铭等以报。苏辙中年两入其幕府,晚年追和旧句。南宋岳珂曾评苏张之交:“以道相从,投石以针,不约而合,谊兼师友,千百载间二人而已。”

  从益州任上的国士之许,到陈州之会、南都尘榻、黄州铁杖、颍川追和等,一行行一字字,都是“谊兼师友”最体面的注脚。我常思忖,这种交往究竟系于何物?非为私恩,非为党争,唯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那份士大夫心气,不因进退而改其度,不因利害而易其心。

  翰墨里的注脚:知遇与回报

  商丘古城的秋雨还在下,南都乐全堂已化为尘土,成都净众寺的画像也已消融,但苏洵的《张益州画像记》、苏轼的《乐全先生文集叙》与墓志铭、苏辙的书信祭文,以及那些穿越政治风浪的诗笺短札,已将这场知遇凝固为北宋文化史中最体面的篇章。

  漫步商丘古城,踏过应天书院的青石板,或许不会想起张方平,但只要读到“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只要翻到《乐全先生文集叙》里那句“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只要重读“可怜萍梗飘浮客”与“一生知己有斯人”的唱和,千年前的南都烟雨便会穿越纸页,湿人眼底。

  知遇之贵,在于识才之后不挟恩而求;回报之重,在于以同等独立的人格呼应那份最初的信任。张方平与三苏,用一生的行止把它写成了流传千古的诗。

  (作者系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旅游学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