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舟竞渡是民间广泛流传的民俗体育活动,每年端午期间在珠江、长江及东南沿海等地区广泛开展。2011年,龙舟竞渡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国乃至国际体育赛事的正式项目。关于龙舟竞渡的起源,据南朝梁代文学家吴均《续齐谐记》所载:“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午竞渡,乃遗俗也。”此后,这一叙事被历代方志、笔记反复征引,逐渐固化为民间常识。
然而,竞渡习俗并不能完全归于对屈原的纪念。较早的文献如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已提及端午竞渡,但并未明确指向屈原。闻一多在《端午考》中通过梳理文献指出,竞渡记载在东汉之前极为稀少,而长江下游吴越地区的图腾祭祀习俗却远早于此。他推测,端午竞渡的原始形态应是吴越民族在农历五月举行的龙图腾祭,参与者断发文身,模仿龙形,其舟船亦刻为龙形,以求避免蛟龙之害。考古材料为这一推论提供了间接证据。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葬出土的铜鉴,以及1965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嵌错赏功宴乐铜壶,均刻有舟船竞渡图案。这些图像遗存的年代早于屈原投江(约公元前278年),说明战国时期已有类似竞渡的活动,但其地理分布不限于楚地,功能亦未必与特定历史人物相关。
同时,“龙舟”这一名称与竞渡行为的结合并非自然而然。南北时期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地区的竞渡所用舟船称为“飞凫”,即鸟形舟。荆楚文化区素以凤鸟为重要图腾,与吴越地区的龙图腾形成地理差异。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竞渡中使用的舟船形态呈现出地域多样性,有的模拟龙,有的模拟鸟,有的则无明确动物造型。龙作为帝王专属符号,在南北朝以前被严格控制,民间使用龙形舟船受到礼制约束。直至唐代以后,随着皇权对民间龙舟的禁令逐渐松弛,龙舟才在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普遍流行。这一器物形态的演变表明,龙舟竞渡的核心载体经历了从多元图腾符号向龙形象的凝聚过程,其背后是民间信仰与官方礼制的持续互动。
竞渡也并非仅为图腾崇拜或历史纪念。民俗学家江绍原曾提出,古代早期的竞渡,既不是一种娱乐,也不是对屈原等人的纪念,而是一种“禳灾”仪式。古人相信,疾病、灾祸、疠气等不祥之物可以通过船只运走,竞渡之日即是送灾之日。在医疗条件匮乏的古代社会,集体性的仪式行为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控制不可预测风险的心理机制。例如,在广东、广西及福建等地,龙舟活动并非仅限于端午当日,而是包含一整套仪式程序,农历四月初“起龙”,将沉埋于河底淤泥中的龙舟挖出清洗。随后“采青”,在特定时辰采集青草置于龙口,此过程只打暗鼓,待青草上船后方可击明鼓。端午正日举行竞渡,五月初十左右“藏龙”,将龙舟重新沉入水中。每一项仪式都伴有严格的禁忌与祭祀行为,如起龙前须择吉日、备三牲祭拜,采青草取其除秽净化的象征意义。整个仪式构成了一次从“唤醒”神物到“送走”灾厄的完整表演。
龙舟竞渡的纪念对象在不同地区也呈现出显著差异。在苏州,民间传说认为竞渡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因吴王夫差冤杀伍子胥后将其尸体投入江中,当地百姓驾舟相救,遂成习俗。在浙江曹娥江流域,竞渡与孝女曹娥的故事相关联,曹娥之父溺亡,曹娥投江寻父,后人为纪念其孝行而竞渡。在湘西苗族地区,龙舟竞渡则被解释为对祖先盘瓠的祭祀。不同人群将各自崇敬的历史人物或神话祖先附着于竞渡仪式,使同一形式承载了不同内容。这种层层积累的文化机制在民俗学中并不罕见。民间叙事往往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叠加新的情节与人物。屈原说由于楚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正统地位,最终成为最具统治力的解释,但区域差异表明,竞渡仪式本身具有独立于任何特定人物的原生功能。
明清以来,龙舟竞渡的竞技属性逐步增强。原先高度仪式化的起龙—竞渡—藏龙流程虽然保留,但竞渡环节的竞赛意味日益突出。村落之间、宗族之间以龙舟胜负为荣辱,形成了严密组织制度。这一转型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乡村社会竞争加剧的背景相关。龙舟成为村落凝聚力的符号,竞赛成绩对应着宗族的社会声望。进入20世纪后期,国家对龙舟竞渡进行了系统性体育改造。1984年,国家体委将龙舟列为正式比赛项目,1985年中国龙舟协会成立,此后,国际龙舟联合会等组织相继建立,统一了赛道长度、船体规格及竞赛规则。2010年广州亚运会,龙舟成为正式比赛项目,2021年东京奥运会,龙舟作为表演项目亮相。这一过程使龙舟实现了从民俗活动到现代体育的标准化转型。
由此看来,龙舟竞渡并非源于单一历史事件或人物纪念,而是在多个区域文化传统中长期生成的一种体育文化现象。其原初功能以禳灾为核心,通过模仿龙形、舟载灾厄、采青净秽等行为,以回应社会普遍存在的水患与病患。与此并行,图腾崇拜与祖先祭祀也为竞渡仪式提供重要的情感支撑。此后,不同地区的历史人物被陆续附会到竞渡叙事中,而其中以屈原说的流传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研究龙舟竞渡的演变,为我们理解民俗体育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典型案例。
(作者单位:中共商丘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