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与海岱文化融合碰撞的豫东火花

王庄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王庄遗址出土的文物。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 栋 摄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于3月22日上午在北京隆重发布，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和河南永城王庄遗址成功入选。至此，自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启动评选以来，河南已有55个考古项目入选，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其他省份，彰显了河南文物大省、文物强省的地位。

　　这次永城王庄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理由自然有很多，墓葬间“有意打破”的独特葬俗也是其中之一，由此不禁使我联想起了20世纪90年代，中美联合考古队“豫东计划”考古发掘的第二个项目虞城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考古挖掘时，技术人员按照土质土色划分出不同的地层，最上部的我们称之为耕土层的为第一层，由此向下分为第二层、第三层直至生土层为止，这就是考古学上的地层学）也有叠葬习俗，也有使用石钺等礼器随葬等等。两个遗址都在豫东商丘，直线距离很近，两处墓地墓葬的年代极为接近。考古发现两者都具有多种文化元素融合的特色。王庄遗址在东，墓葬所反映的主体文化元素是大汶口文化，“王庄遗址文化面貌复杂，陶器群融合多种文化元素，从目前已清理修复完成的器类及装饰风格来看，既有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风格，又有仰韶文化元素，同时兼具南方地区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因素，体现了史前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融合。”王庄遗址考古项目执行领队周通如是说。马庄遗址在西，墓葬所反映的主体文化元素是中原仰韶文化。这两处遗址正是仰韶文化东进与大汶口文化西渐反映在豫东商丘的典型遗存案例，是中原文化与海岱文化在豫东商丘融合碰撞而形成灿烂火花。

　　王庄遗址位于永城市东约13公里的苗桥镇曹楼村王庄村民组，2023年4至12月，由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王庄遗址进行了系统勘探和考古发掘。据目前的勘探资料，遗址总面积达63万平方米，初步判断遗址的主要遗存年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将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不排除有更早遗存发现的可能性。在已发现发掘的大汶口文化大中型墓葬中，出土了丰富的玉器、绿松石、石圭等。墓葬具有丰富的礼制内涵，等级分化明显，葬俗独特。该遗址是近年来大汶口文化考古的重要发现，代表了大汶口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可以称之为“大汶口文化王庄类型”，是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高等级聚落遗址的首次发现，更是当年发掘、当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的极少个例。

　　王庄遗址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地方特色鲜明，除了器物特征反映的该遗址具有多种文化元素融合的特点外，礼仪性用器——“石圭”“玉覆面”的出土，更彰显其独特的文化特性。“石圭”和“玉覆面”很可能就是后期礼仪用“玉圭”和“玉覆面”甚至“玉衣”的原始形态。

　　王庄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领队朱光华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会项目成果汇报材料中说“遗址所见一类独特葬俗——‘有意打破’”，这极像是“叠葬”葬俗，就是把若干个墓葬上下叠压埋葬的习俗。这类葬俗在虞城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的墓葬中也有发现。

　　在祝贺永城王庄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时间节点，我们再回首，看看当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发掘的虞城马庄遗址，这里也是一处十分重要的考古大发现。当年的中美联合考古队是由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首先倡议，由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建，一支旨在豫东商丘寻找殷商文化的源头而来商丘开展考古工作的队伍，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支高规格中外合作的考古队。从1990年起，止于2000年，这支队伍在商丘进行了为期10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尽管没有找到先商时期的城址，但找到了两周时期的宋国都城遗址、柘城李庄遗址龙山文化层埋有九头整牛和一个鹿头的祭祀牛坑等等，宋国都城遗址的发现为在商丘寻商提供了重要线索。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的发现，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

　　虞城马庄遗址位于虞城县沙集乡东南2公里的马庄村，遗址主要坐落于村东南杏岗寺小学所在地。它是中美联合考古队“豫东计划”课题组选定发掘的第二个发掘地点。

　　马庄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其中第五层遗存面积为1万平方米—1.5万平方米。1990年商丘地区文化局曾在此作过调查试掘，1994年课题组在遗址东部、西部、西南部进行了钻探，同年10月初至11月底，选择在杏岗寺小学北面的取土坑进行发掘，发掘面积203平方米。这次发掘发现有仰韶文化至明清时期的文化堆积，最重要发现是第五层遗存。

　　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发现有居住遗迹、生活遗物和排列有序的23座墓葬。居住遗迹有灰坑1座、零星柱洞、建筑遗迹红烧土块和当时的居住活动面。柱洞内填有白色料姜石，有些填有含料姜石的灰土，外圈为红烧土夯实。由于发掘面积小，虽然从平面看不出规律，但从柱洞结构判断，系建筑遗迹，年代属于第五层遗存偏早阶段。除柱洞外，还发现一些草拌泥红烧土块。烧土内有明显的草梗痕迹，有的还保留了完整的面，明显系人工拍打平整，这种红烧土块应是残存的建筑遗迹。

　　生活遗物主要是陶器、石器、骨、角、牙、蚌器。陶器，均为陶片，成型基本上采用轮制，有一部分是手制的。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夹砂陶多为红褐色或黄褐色；泥质陶通常是在器表挂一层泥浆，再以深红色或偏黄的颜料在器物口部、圈足甚至通体涂抹，形成陶衣，再在陶衣上画上线条，形成图案，最多见的是以多条平行横线形成的红色水平线条。泥质陶不挂陶衣者多为橙色，挂有陶衣者多为橘红色或红色。夹砂陶主要器型有鼎、釜，少量罐；泥质陶器型有盆、钵、豆、罐等。石器，均为残器，器类主要有石钺、石斧，另有刀、锄、镰。另外还有骨、角、牙、蚌器。

　　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墓地共发现墓葬23座，其中有15座出土随葬品，器型有陶钵、陶豆、陶鼎、陶觚、陶尊、陶罐，石钺和牙饰。这批墓葬的最大特点是单独埋葬与“叠葬”并存。所谓“叠葬”，指多具人骨架叠放在一起埋葬。如M6、M7、M8、M9、M13诸墓依次相互叠压成一排，前者叠在后者之上，所有人骨架方向一致，均向东并略偏南，方向大都在100度左右。性别鉴定结果显示，除1名年龄在15岁—17岁之间的年轻死者可能是女性外，其他均为成年男性。属于叠葬的墓葬，随葬品可以单独分开。即使多座墓葬叠压埋葬成一排，但各人骨架的随葬品明显各有所属。如M6人骨架的盆骨附近，手掌所在处随葬一件石钺。

　　除叠葬外，也有独立埋葬的墓葬，这些墓葬的方向与葬法皆与叠葬一致。葬式一般为仰身葬，没有发现葬具，死者多数系成年人，个别墓葬可能还随葬有猪下颌骨，有3例墓葬的人骨架可能还有拔牙（右上外侧门齿）习俗。叠葬和拔牙习俗在山东、苏北大汶口文化遗存中都有发现。

　　“碳14测年表明，这批墓葬的年代应在公元前3500—公元前4000年。由于地层关系上墓葬的年代在第⑤A、⑤B与⑤C、⑤D层（这里的A、B、C、D表示第五层又分为4个小层，上层为A，由此向下为C至D层）之间。因此整个马庄第五层遗存的年代有可能在距今5000年—7000年间这样一个范围。”（引自《豫东考古报告》“马庄遗址”部分）由此证明，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的发现，将商丘有实物可考的历史比之前考古测定的永城王油坊遗址的年代上限距今4500年，又向前推了2000余年。比现在正在发掘的永城王庄遗址初步判断的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年代还早很多年。

　　马庄遗址遗存历时性很长，“马庄第五层遗存是此次发掘所获年代最早的遗存。但随后遗址被不间断使用。因此遗址发现有龙山文化、商文化，以及西周、东周、汉代至明清的遗存。”“从文化构成看，马庄第五层遗存几乎均衡地具有来自山东北辛文化因素和郑州地区的大河村遗址以及苏北同时期文化的因素。但来自豫北后冈一期文化因素相对更少一些，来自皖北的影响虽不能忽视，但弱于中原地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来自不同方向的文化影响中，苏北地区的影响似乎更多地反映在葬俗上。这种埋葬习俗上的‘苏北取向’，可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引自《豫东考古报告》“马庄遗址”部分）鉴于马庄第五层遗存的特殊性，即无法把它归于现在已知的任何一种史前文化，发掘者认为“我们或可将这支文化称为‘马庄类型史前文化’，或直接命名为‘马庄文化’”。（引自《豫东考古报告》“马庄遗址”部分）

　　马庄遗址的连续不断代遗存以及第五层遗存所反映的文化元素广泛融合性与永城王庄遗址的文化遗存情况很是相似。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墓葬的叠葬现象与王庄遗址的大汶口墓葬的“有意打破”现象也很接近。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墓葬有拔牙习俗，王庄遗址的大汶口墓葬M16也有拔牙习俗。

　　马庄遗址遗存的另一个特点是，第五层遗存墓葬中出土随葬品与地层中所见的器物有所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发掘者把这些出土文物通过与中原、豫北、皖北、苏北的同类遗址器物进行认真深入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认为“马庄遗址的墓葬随葬品之所以与地层所见器物有所不同，在于它的‘专属性’，即它们是专门为死者随葬用的礼器”。发掘者还认为，该遗址墓葬出土的豆、觚与斧都是比较特殊的器物，“可见觚形器显然是夏商周时期的陶觚、铜觚的先祖。石钺或与后世象征军权的玉钺和铜钺有一定关联性。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些随葬品并非普通陶器或石器。它们不见于地层，实际上是因为它们是专门用来祀鬼神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代表的是当时精神层面的文化。它们的使用，表明马庄类型史前文化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礼制’。而作为随葬礼器的使用，当时显然实现了‘食器’＋‘酒器’的配置。石斧则可能象征特殊身份。”由此看来，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墓葬中使用礼器，与永城王庄遗址墓葬内使用石圭、玉钺等礼器是何等的相像，这些考古发现，真实反映了商丘历史早期文明的灿烂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