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河是我国中古时期沟通黄河与长江两大“动脉”的第一大通道。商丘自古就是“豫东门户”、汴河中游的重镇。汴河由产生而湮灭，与黄河水的宣泄、泥沙的淤塞密切相关。坐落在黄淮冲积平原生态过渡带上的商丘，伴随着汴河的历史性变迁时兴时衰。
汴河东西贯穿商丘是不争的史实
近年，商丘境内及相毗邻的安徽濉溪，陆续发掘出隋唐大运河中段，即汴河，又称通济渠里的人类文化遗存，进一步揭示了汴河由中原下泻淮泗、长江的总趋势。
1986年秋天，在夏邑县济阳集西北角约200米郑永公路北侧大坑中，因天旱农民在坑底打土井，挖出了一只长约20米的侧身淤在泥土中的大木船，船上有药材炭化物，并有大铁锚，出土船身完整，且当时木材依然结实。
1987年夏天，闻名全国的地理探险家杨联康，在永城西三里道口沱河南岸田野考查时，发现了汴河遗址，此后多家媒体公开披露了此发现。
1996年5月，商丘地区文物部门在永城侯岭发掘一只唐代初期的大木船，长24米，宽5米，有19个船舱，估测可载上百吨货。
此后，永城、夏邑及其东部安徽省濉溪县铁佛寺，因拓修郑永公路、永城至安徽宿州的公路，或因农民盗挖，一批批深埋在汴河中的隋、唐、宋、元时代的瓷器、陶器及房址、古船、码头等遗存、文物相继重现天日。这些内容足以佐证，古籍中有关汴河变迁的记载是真实的。
20世纪80年代，美籍华人、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世界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家张光直先生，在美国和台湾买到了一些业已解密的20世纪60年代的航摄遥感照片，其中含商丘地区境内地下埋藏着的西周及东周宋国故城、汉唐时代的商丘睢阳故城、隋唐大运河及汉代梁园、古代人工渠道等故址。其中，隋唐大运河虞城县谷熟镇及宁陵县訾庄运河码头的卫星遥感照片异常清晰。
大通道促进了大统一、大发展
汴河流经古代的商丘，古代的商丘是汴河中游的区域中心城市，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然而，在商丘历史中的汴河，一条是古汴河，另一条则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
在西汉时期，鸿沟（当时称浪荡渠）虽仍通航，而其沟通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的作用，已逐渐为汴渠所取代。汴渠（又称汳水）与鸿沟同一口门承受黄河水补给，西北受河，东南接泗水，成为汉代之后的漕运骨干河道。此后，古汴渠受黄河水泛滥影响，时废时兴。
对隋以前的古汴水行经，我们可以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找到比较确切的记载。它首受黄河水于今郑州广武山北，东经今河南原阳县南，中牟、开封、杞县、睢县北，民权县南，梁园区、虞城县北，山东曹县南，安徽砀山东，萧县南，至今江苏省徐州市东北，会合由北而来的泗水东流，于淮阴县西北注入古淮河。
本文开头所述之汴河，是指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所开的通济渠。隋炀帝开通济渠，从今河南开封以下，通济渠脱离古汴水向东南行，采取新线捷径，下注至泗水入淮，这条汴河新线——通济渠全长420公里，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河段。它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开挖的广通渠（又称永通渠）、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挖的永济渠、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开凿的山阳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挖的江南河，共同构筑成一条西起京师长安、北抵幽州、南至杭州，全长2000公里的隋唐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把京都长安、东都洛阳、涿郡（幽州）、汴州（开封）、梁郡（宋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结起来，一脉相承贯穿东西南北，推动了沿线的发展。
通济渠的行经路线，《隋书》中称：“自板渚（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引河，达于淮泗。”这种记载太粗略了。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说隋炀帝“又从大梁（今开封东北）之东，引河入泗，达于淮。”唐代宗初期，经营汴河漕运的官员刘晏给人写信中说：“浮于淮泗，达于汴，入于河。”上述这些材料，尽管他们都从宏观走势上对通济渠的表述是无误的，却很难说得准究竟指古汴水还是新通航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渠。
唐德宗时的李翱在《来南录》中，详细记载了汴河的行经走势。他由黄河泛舟入汴河，很可能是出京城长安沿黄河下洛阳，继之达河阴（今郑州北）、汴州（开封市）、陈留（开封县陈留镇）、雍丘（杞县）、襄邑（睢县）、宁陵、宋州（睢阳区）、永城（永城市）、埇口（安徽宿州北符离集），到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入淮河。
《元和郡县志》卷七浚仪县一段中称：“琵琶沟自中牟界流入通济渠，隋炀帝欲幸江都，自大梁城西凿渠引汴水。”在同卷雍丘县一段中说：“（雍丘县）城北临汴河。”这些内容足见通济渠自今之开封市西南脱离古汴水转向东南流去，文中所指的杞县北，已远在古汴水南四五十里了。
到了宋代，古汴水淤塞更加严重，新汴河理所当然地成了沟通黄河、淮河、长江的第一通道了，在正史、方志中对汴河新线的记载更确切周到。《太平寰宇记》卷一开封县下说：“通济渠在县南三里，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以汴水迂曲回复稍难，自大梁西南凿渠引汴水入，号通济渠。”卷十二宋州谷熟县下说：“谷丘在县南二百步……谷水在县南二百步，源从谷丘下入莨荡渠。”在卷九临淮县下，也多次提到境内有通济渠。这些记载证明，宋初之汴河，就是指通济渠。
宋代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系统记载了汴河行经荥阳（郑州北）、原武、阳武（今原阳县境内）、中牟、开封、陈留（今开封县境）、雍丘（今杞县）、襄邑（今睢县）、宁陵、宋城（今睢阳区）、谷熟（今虞城县境）、下邑（今夏邑）、永城、酂县（永城境内）、临涣（今安徽濉溪境内）、符离（今宿州市北）、虹县（今江苏泗县）、临淮（今泗洪县境）等县境。北宋沈括主持对汴河实测，自开封至泗州入淮河口，全长840里。在开封以西至汴河引水口处还有约160里，则宋代汴河共长约1000里。
千古汴河新线湮灭酿成悲剧
浩浩汴河新线从隋大业初起用，贯通了我国中古文化、经济最发达的时期，历经千古终于湮灭。这条沟通祖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究竟何时彻底梗阻，史家记载反差极大。一说宋王室偏安杭州后，自南宋建炎之后，原承担向京师开封漕运重负的汴河，就置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了，终归废弃；一说金元时因黄河泛滥，导致汴河彻底淤死。
据多种记载表明，汴河的废弃、消失是一个渐变的历程，其淤塞由北而南，在中下游通航一直延续了多年。这足见黄河的无数次的大决口、大改道、大泛滥，是导致汴河新线彻底淤塞的最直接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地处汴河中游的商丘河段，汴河新线何时停航断水呢？
据《金史》记载：“（金宣宗完颜珣兴定六年）元朝光元元年（公元1222年），遂于归德府置通济仓，设都监一员，以受东郡之粟。”通济仓及汴河上段的敖仓，均属国家重要粮仓，出入粮食全由水运。2003年，在黄河小浪底水库汛期冲沙试验时，在洛阳东北的黄河中揭露出了敖仓的大型遗址。上述记载表明，元朝光元元年，汴河中段商丘上下仍在正常开展水运。
商丘历代口碑相传，在归德府城南的汴河上元、明两代大船时停时行，河时疏时塞。
据明史载：“（崇祯）十五年流贼（李自成）围开封，守臣谋引黄河水灌之。贼侦知预为备，乘水涨令其党决河灌城，民尽溺死……十六年命工部侍郎周堪赓督修汴河，刻期兴工，至四月塞朱家寨决口，修堤四百余丈。马家口工未就，忽冲东岸，诸埽尽漂没。五月伏水大涨，故道沙滩壅涸者刷深数丈，河之大势尽归于东，运道已通，疏甫上，决口再溃，帝趣鸠工，未奏绩而明亡。”天灾人祸复加，汴河终于步入彻底死滞而永不复活的阶段。
汴河黄金水道的湮灭，把黄淮生态过渡带的极其重要的生物链切断了，留给后人的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据史书记载，从公元前602年到1933年，黄河中下游决口1500多次，大的改道261次。其中，从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至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之水连年泛滥成灾。豫东的明清故道，在引水的310年间，受当时“北塞南分”治水方略影响，徐州以上北岸堤防早已建成，南岸多股分流，曾出现多次大决口，开封、杞县、兰考、民权、睢阳区、梁园区、虞城首当其冲，豫东大地旱、涝、风、沙、盐碱俱全，成了全国灾害最深重的地区之一。
明代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黄河水冲垮了归德府城，荡然无存，元气大丧。到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归德府城的夯土围城方告竣，以原古城北墙作新归德府城的南墙，向北平移了一城。至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在这个夯土城墙外包砖，筑城门楼。此建城区面积约为1.12平方公里的归德府城，与其下属的陈州、睢州的城池规模大小相仿，远没有恢复到一个府城本应有的形制规模，比唐代的宋州更小，仅相于汉代睢阳古城内城面积的十分之一。
我们通观商丘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不难得出“兴也汴河、衰也汴河”的结论。这个不争的史实雄辩地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中心城市的生存、发展，不仅依赖于物流、交通、财富的支撑，文化的作用，统治者的明智决策，而且必须依赖一个可持续提供水资源的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社会进步、文明和稳定的不可或缺的生存之本。
2007年12月14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徐匡迪，全国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罗哲文等，继考察京杭大运河之后，专程赴商丘考察隋唐大运河遗存。在当前中国为大运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活动中，历史文化名城商丘应当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