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书读史”随笔

儒学成为封建庙堂正统思想的流变溯源(上)

郭文剑 商丘网—商丘日报 2019-07-26 07:08

伴随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应运而生的儒家学说,由于创始人孔子周游列国游说、有教无类办学、毕生修撰《六经》、语录集成《论语》等,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道德、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思想体系。然而,孔子开创的这个相对成熟的学说体系,在他置身的春秋时代以及他去世后300多年,始终难登“大雅之堂”,甚至一度经历了秦朝末年“焚书坑儒”的剿杀,直到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被推到正统地位,并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沿袭2000多年的主流思想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基因。与汉武帝同时期的司马迁先生,通过《儒林列传》再现了儒学登上庙堂正统之巅的曲折坎坷历程,见人见事见思想,发人深思。

(一)

“世以浑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这是当初孔子怀才不遇处处碰壁的生动写照,是说孔子所处的世道混乱不堪,没有谁肯任用他,所以孔子以他的儒学理想游说了七十多个国君,没有遇到一个能赏识他的。也许正是这样的逆境,给孔子腾出了静心思考、精心修撰“诗、书、礼、乐、易”以及“春秋”等《六经》的时间,从而为后世留下儒学的初始经典。

孔子去世后,进入战国时期,他的那些被称为“七十二贤人”的优秀弟子就分散各地,手持孔老师语录(《论语》),到各诸侯国做家教或者当谋臣,比如子路到了卫国、子张到了陈国、羽在楚国、子贡在齐国等。这个时期,群雄争锋、你死我活、朝不保夕,讲求仁义的儒学自然不会成为诸侯国的治国之道,但是儒学思想一直在民间传播,尤其是儒学发源地的齐鲁大地,学习践行儒家礼仪蔚然成风,乃至出现了与时俱进的儒学大家孟子和荀子,他们著书立说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学思想。

靠法家改革变法思想兴国的秦国,笑傲江湖,一统华夏,建立秦朝。尝到甜头、信奉严刑峻法的秦朝皇帝没有因势而变,施行暴政更加有恃无恐。对照孔孟儒家学说的仁政、德政、礼治思想,民怨更加沸腾。秦朝皇帝利令智昏,为统一思想,竟然“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史称“焚书坑儒”,儒学受到沉重打击。秦朝暴政天怒人怨,随着布衣草民陈胜的揭竿而起,星星之火很快燎原。对秦朝有灭门之恨的儒学传人纷纷带着儒家礼器投奔陈胜及各路抗秦大军,其中孔子的八世孙孔甲甘愿屈尊当了土包子陈胜的博士,不惜与陈胜一起死难。

秦朝很快土崩瓦解,接着又是楚汉战争。汉王刘邦消灭了楚霸王项羽之后,发兵围困孔子故里鲁地,发现这里到处有儒生在传诵儒家经典、人们演习礼乐的声音不绝于耳。后来,汉高祖刘邦举办开国大典,启用的就是由齐鲁大儒叔孙通制定的一整套汉朝礼仪规范。叔孙通因此被任命为省部级司仪(太常)高职,叔孙通制定礼仪带领的一大帮参与策划的儒生也都在朝廷谋得一官半职。懂礼仪的儒生吃上皇粮,示范效应点燃了很多人的希望,纷纷立志向学。汉兴之初,儒学复苏的苗头已显示出来。

(二)

汉朝初立,江山一统,但天下并不太平,诸侯王蠢蠢欲动,干戈不断,内忧外患,百废待兴。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忙着平叛平乱,虽欣赏儒家礼仪治国的用处,却无暇顾及兴办学校普及教育之事。刘邦死后,汉惠帝、吕后执政,朝中官员大都是战场上拼出的武将功臣,似乎没有儒生文人上位的空间。

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朝廷顺应大势,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作为汉文帝皇后、汉景帝母后的窦皇后信奉的道家黄老之术大派用场,成为这个时期皇家的治国指导思想,带来了“文景之治”的国强民富景象。这个时期,很多儒学之士被朝廷吸纳,尽管一直没有大的用武之地,但得益于相对开明宽松的政治环境,儒学研究和传承在不断发酵。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焚书坑儒”的罹难中走来的儒学,伴随汉朝前进的脚步,压抑不住地次第绽放。尤其是围绕研修孔圣人修订的儒学经典《六经》,在“文景之治”时期逐渐形成《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五大门派,其中《诗经》门派又分鲁地、齐地、燕地三个支派。

《诗经》鲁地门派掌门是鲁地人申培,人称申公。以研究《诗经》见长的申公可谓履历丰富、见多识广——早年曾随老师拜见过到鲁地视察的汉高祖刘邦;吕后称制时期,到京师长安进修《诗经》,与楚元王的王子刘郢是同班同学;汉文帝时期,刘郢继位做楚王,申公被老同学请到家里当小王子刘戊的专职老师,却遇到刘戊是个浪荡公子,反遭怨恨;到刘戊继位当上楚王,竟下令捆绑老师服劳役,申公忍无可忍辞职回了鲁国老家,缺乏教养的刘戊后来因参与“七国之乱”而自杀;回到老家的申公闭门谢客,悉心向远方慕名求学者口头传授《诗经》,培养了兰陵人王臧、代地人赵绾、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等一批声名远播的弟子。

《诗经》齐地门派掌门是齐国人辕固,人称辕固生。辕固成名于汉景帝时期,因为对《诗经》素有研究,做景帝的顾问博士。辕固生与同事黄生在景帝面前有一场著名的辩论,即围绕商汤革命建立商朝和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二人是弑君逆臣,还是顺应天命而为的英雄?这在那个论及政事言必称三代(夏商周)、常拿汤武说事的时代很有代表性。

同是儒生,黄生按照君为臣纲的观点阐释汤武不是承受天命取得天下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按照天下归心的观点反驳说桀纣残暴昏乱导致民怨沸腾、汤武诛桀灭纣顺应民意是不得已而为之。黄生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因为有上下之分,桀纣虽失道毕竟是君,汤武虽圣明终究是臣,臣不是谏言而是利用君主过失击杀取而代之,这不是弑君篡位是什么?辕固生反驳,照你这样说,咱大汉朝高祖皇帝取代秦朝坐上天子之位,难道也错了?这句话太重了,再争论下去恐怕要出人命的。到底还是汉景帝站位高看得远,一句“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叫停了关于汤武是不是受命而为的争论。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篇分解)

编辑: 张晨   责任编辑:李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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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应运而生的儒家学说,由于创始人孔子周游列国游说、有教无类办学、毕生修撰《六经》、语录集成《论语》等,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道德、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思想体系。然而,孔子开创的这个相对成熟的学说体系,在他置身的春秋时代以及他去世后300多年,始终难登“大雅之堂”,甚至一度经历了秦朝末年“焚书坑儒”的剿杀,直到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被推到正统地位,并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沿袭2000多年的主流思想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基因。与汉武帝同时期的司马迁先生,通过《儒林列传》再现了儒学登上庙堂正统之巅的曲折坎坷历程,见人见事见思想,发人深思。

(一)

“世以浑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这是当初孔子怀才不遇处处碰壁的生动写照,是说孔子所处的世道混乱不堪,没有谁肯任用他,所以孔子以他的儒学理想游说了七十多个国君,没有遇到一个能赏识他的。也许正是这样的逆境,给孔子腾出了静心思考、精心修撰“诗、书、礼、乐、易”以及“春秋”等《六经》的时间,从而为后世留下儒学的初始经典。

孔子去世后,进入战国时期,他的那些被称为“七十二贤人”的优秀弟子就分散各地,手持孔老师语录(《论语》),到各诸侯国做家教或者当谋臣,比如子路到了卫国、子张到了陈国、羽在楚国、子贡在齐国等。这个时期,群雄争锋、你死我活、朝不保夕,讲求仁义的儒学自然不会成为诸侯国的治国之道,但是儒学思想一直在民间传播,尤其是儒学发源地的齐鲁大地,学习践行儒家礼仪蔚然成风,乃至出现了与时俱进的儒学大家孟子和荀子,他们著书立说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学思想。

靠法家改革变法思想兴国的秦国,笑傲江湖,一统华夏,建立秦朝。尝到甜头、信奉严刑峻法的秦朝皇帝没有因势而变,施行暴政更加有恃无恐。对照孔孟儒家学说的仁政、德政、礼治思想,民怨更加沸腾。秦朝皇帝利令智昏,为统一思想,竟然“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史称“焚书坑儒”,儒学受到沉重打击。秦朝暴政天怒人怨,随着布衣草民陈胜的揭竿而起,星星之火很快燎原。对秦朝有灭门之恨的儒学传人纷纷带着儒家礼器投奔陈胜及各路抗秦大军,其中孔子的八世孙孔甲甘愿屈尊当了土包子陈胜的博士,不惜与陈胜一起死难。

秦朝很快土崩瓦解,接着又是楚汉战争。汉王刘邦消灭了楚霸王项羽之后,发兵围困孔子故里鲁地,发现这里到处有儒生在传诵儒家经典、人们演习礼乐的声音不绝于耳。后来,汉高祖刘邦举办开国大典,启用的就是由齐鲁大儒叔孙通制定的一整套汉朝礼仪规范。叔孙通因此被任命为省部级司仪(太常)高职,叔孙通制定礼仪带领的一大帮参与策划的儒生也都在朝廷谋得一官半职。懂礼仪的儒生吃上皇粮,示范效应点燃了很多人的希望,纷纷立志向学。汉兴之初,儒学复苏的苗头已显示出来。

(二)

汉朝初立,江山一统,但天下并不太平,诸侯王蠢蠢欲动,干戈不断,内忧外患,百废待兴。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忙着平叛平乱,虽欣赏儒家礼仪治国的用处,却无暇顾及兴办学校普及教育之事。刘邦死后,汉惠帝、吕后执政,朝中官员大都是战场上拼出的武将功臣,似乎没有儒生文人上位的空间。

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朝廷顺应大势,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作为汉文帝皇后、汉景帝母后的窦皇后信奉的道家黄老之术大派用场,成为这个时期皇家的治国指导思想,带来了“文景之治”的国强民富景象。这个时期,很多儒学之士被朝廷吸纳,尽管一直没有大的用武之地,但得益于相对开明宽松的政治环境,儒学研究和传承在不断发酵。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焚书坑儒”的罹难中走来的儒学,伴随汉朝前进的脚步,压抑不住地次第绽放。尤其是围绕研修孔圣人修订的儒学经典《六经》,在“文景之治”时期逐渐形成《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五大门派,其中《诗经》门派又分鲁地、齐地、燕地三个支派。

《诗经》鲁地门派掌门是鲁地人申培,人称申公。以研究《诗经》见长的申公可谓履历丰富、见多识广——早年曾随老师拜见过到鲁地视察的汉高祖刘邦;吕后称制时期,到京师长安进修《诗经》,与楚元王的王子刘郢是同班同学;汉文帝时期,刘郢继位做楚王,申公被老同学请到家里当小王子刘戊的专职老师,却遇到刘戊是个浪荡公子,反遭怨恨;到刘戊继位当上楚王,竟下令捆绑老师服劳役,申公忍无可忍辞职回了鲁国老家,缺乏教养的刘戊后来因参与“七国之乱”而自杀;回到老家的申公闭门谢客,悉心向远方慕名求学者口头传授《诗经》,培养了兰陵人王臧、代地人赵绾、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等一批声名远播的弟子。

《诗经》齐地门派掌门是齐国人辕固,人称辕固生。辕固成名于汉景帝时期,因为对《诗经》素有研究,做景帝的顾问博士。辕固生与同事黄生在景帝面前有一场著名的辩论,即围绕商汤革命建立商朝和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二人是弑君逆臣,还是顺应天命而为的英雄?这在那个论及政事言必称三代(夏商周)、常拿汤武说事的时代很有代表性。

同是儒生,黄生按照君为臣纲的观点阐释汤武不是承受天命取得天下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按照天下归心的观点反驳说桀纣残暴昏乱导致民怨沸腾、汤武诛桀灭纣顺应民意是不得已而为之。黄生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因为有上下之分,桀纣虽失道毕竟是君,汤武虽圣明终究是臣,臣不是谏言而是利用君主过失击杀取而代之,这不是弑君篡位是什么?辕固生反驳,照你这样说,咱大汉朝高祖皇帝取代秦朝坐上天子之位,难道也错了?这句话太重了,再争论下去恐怕要出人命的。到底还是汉景帝站位高看得远,一句“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叫停了关于汤武是不是受命而为的争论。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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