颛顼迁都商丘

颛顼是远古五帝的第二帝。关于颛顼迁都商丘，《晋书·地理上》记载：“颛顼始自穷桑，而徙邑商丘”。《黄帝神农氏谱系表·释考》记载“颛顼高阳氏……在位七十八年。国都若水，徙商丘”；《太平御览》卷七九载“颛顼……始都穷桑，后徙商丘”……

有一种影响不小的说法：颛顼“徙邑商丘”不是现在的商丘，而是濮阳，并列出《世本》和《帝王世纪》中的话作证。商丘有的学者也认为颛顼“徙邑商丘”中的“商丘”是濮阳。

颛顼当年“徙邑”的是现在的商丘还是濮阳？濮阳在历史上叫过“商丘”吗？这一问题多年来没有弄明白。现在我们看答案到底是什么。

《帝王世纪》引《世本》说：“《世本》，契居番，相徙商丘，本颛顼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所居也。故《春秋》曰阏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因之。故商主大火，谓之辰。故辰为商星，今濮阳是也。”

这一说法的毛病首先在于“阏伯之所居”“故辰为商星，今濮阳是也”。众所周知，契是远古时期五帝之一帝喾的儿子。现代著名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中说：“阏伯为商之先人，而商之先人为契，则契与阏伯是一非二”。阏伯所封之商丘称“商”，又称“殷”。《史记·殷本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帝王世纪》的作者皇甫谧也说：“殷出自帝喾。子姓也。”并说，“帝俈（喾）高辛……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帝喾所都之亳在哪里？《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宋州谷熟西南，南亳古城”。“宋州”即现在的商丘，这是无可争议的。唐代对古代政区地理沿革进行比较系统叙述的《元和郡县志》记载：“高辛故城在谷熟县西南四十五里，帝喾初封于此。”《归德府志》记载：“帝喾陵在府城南高辛里，帝喾所都之地，帝喾都亳，故葬此……有宋太祖开宝元年诏祀帝王陵寝碑可考。”

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虽然引了《世本》的话，但也对亳进行了考证，说：“学者咸以亳在河洛之间，今河南偃师西二十里有尸乡亭是也。谧考之事实。失其正也。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案地理志：葛今梁国宁陵之葛乡是也。汤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汤使亳众为之耕，有童子饷食，葛伯夺而杀之。古文《仲虺之诰》曰，汤征自葛始。计宁陵去偃师八百里，而使亳众为耕，童子饷食，非其理也。今梁国自有二亳，南亳在谷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师也。”皇甫谧说来说去，最终肯定“亳”在梁国（今日之商丘），而不是在别的地方。

皇甫谧又再次考证说：“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案地理志：葛，今梁国宁陵之葛乡是也。汤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葛伯不祀，汤使亳众为之耕，有童子饷食，葛伯夺而杀之。计宁陵至偃师八百里，而使亳众为耕，童子饷食，非其理也。今梁自有二亳，南亳在谷熟，北亳在蒙，非偃师也。故古文《仲虺之诰》曰，乃葛伯仇饷。（汤）初征自葛，即孟子之言是也。汤又盟诸侯于景亳。然则二亳皆在梁矣。春秋会于亳是也。”再次肯定“亳”在今日之商丘。

皇甫谧还说：“若汤居偃师，去宁陵八百余里。岂当使民为之耕乎？亳今梁国谷熟县是也”，“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

皇甫谧经过再三再四的考证，帝喾所都之亳、商汤所都之亳皆在今日之商丘。亳在今日之商丘无疑。那么，“殷（商）出自帝喾”，就是“出自”现在的商丘了。“商丘”是由“商”而来，濮阳（或称帝丘）不是“商”，何以为“商丘”？《庄子·人间世篇》中有“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注释】曰“商之丘：即商丘，在今河南省，地名。”又是商丘是今日之商丘而非濮阳的佐证。

另外，《左传·昭公元年》载：“昔帝喾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 现在的商丘有古代的阏伯台、阏伯庙，即阏伯墓所在地。《括地志》载：“宋州宋城县，古阏伯之墟，即商丘也。”因此，契（阏伯）所封之“商”即今日之商丘，而不是濮阳或其他地方。当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和范文澜先生研究甲骨文，都认为“商”就是现在的商丘。《甲骨文合集》第九七七四版正面上部有一句卜辞说：“□子卜，□咸于丘商？勿咸于丘商”？释文说：“丘商，今商丘”。王襄在《簠考·地望》中说：“卜辞屡见，‘王人于商’，‘大邑商’之文，此云‘在商’当为契封之故地，即河南之商丘”。不是别的地方。

而且，“《世本》，契居番，相徙商丘，本颛顼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所居也。故《春秋》曰阏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因之”也是不对的。“契兴于唐、虞、大禹（夏朝开国君主）之际”（《史记》），而“相”（公元前2054年-前1899年）为夏朝的帝王仲康之世子，是夏朝第五位君主，与契的时代相距很远，怎么能“阏伯（契）居商丘，祀大火，相因之”呢？应该是阏伯的孙子“相土因之”才对（《左传》载“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况且，夏帝“相徙商丘”也不是濮阳。《夏商合传》说：“夏后相之四年丙戌，贼羿篡位，后相奔出，依商侯相土而居。相土俭朴，不能徇后相之欲。居二年，于六年戊子，又往青州依同姓所分诸侯斟灌氏、斟鄩氏二国。”最后才迁之濮阳，怎么能说“相徙商丘……故辰为商星，今濮阳是也”呢？

至此，有充分的根据下结论：颛顼“徙邑商丘”所徙的就是现在的商丘，而不是濮阳。“相徙商丘，本颛顼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所居”中的“商丘”也是现在的商丘，不是濮阳；相徙商丘在先而迁濮阳在后。帝丘（今濮阳）虽是颛顼之墟，但也不能因此否定颛顼徙商丘是现在的商丘。颛顼所徙之邑在商丘，因此现在的商丘也足可以说是颛顼之墟。

那么，“颛顼徙邑商丘”所徙的地方在现在的哪里呢？据康熙二十九年《项城县志》记载，颛顼当时徙邑商丘，所都之地在现在的项城。项城为古商之地，在1965年之前还属商丘专区，为公元前2800-2300年的龙山文化遗址，古曾曰“南亳”，又云“耿亳”，为殷商故地，境内有“高阳帝丘颛顼之国”，亦有古“广阳”及“顿丘”遗址。《项城县志》记载：项城内“循谷河而北为南顿，南顿古项子国”，“南顿在昔一都会也，背枕太昊之墟，左倚颛顼之国，耿亳在指顾下，古帝王（指颛顼、帝喾）皆出其间”。今项城市高丘寺镇“高阳帝丘”亦曰“高丘”，即故颛顼之国之所在。颛顼号高阳，高阳帝丘的“颛顼冢”与广阳内的“骨头冢”遗址部分尚存，冢内出土有灰土层，黑陶片、残鼎角、鹿角、贝壳、动物骨、牙齿、人髅骨等，文化土层明显可考，1980年前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龙山文化遗址。2005年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与濮阳市文物保管所联合对濮阳高城遗址进行考古钻探和试掘，探明古城址面积达916万平方米，城建于东周时期，从时代上就是卫成公迁徙的都城帝丘。综上所述，“商丘”并非卫成公时期的卫国都城帝丘。

颛顼所徙之商丘是濮阳的说法与《水经注》有密切关系。《水经注》是为《水经》作注，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一千多条大小河流的流经及那些地方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不少学者认为，由于《水经注》所引用的大量文献因为历史的原因很多残缺不全或已全部散失，所以《水经注》保存的许多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有很多的参考价值。但是，正像“人无完人”一样，书也无全是。虽然郦道元的《水经注》价值很高，而由于郦道元所处的当时南北分裂，他虽然博览群书，学识渊博，而由于当时诸种条件的局限，不可能把中华的所有地方都详细考查一遍。因此，《水经注》对一些地区的记述，难免有袭谬沿疑之处。另外，其《水经注》所引之书，也有被剪裁、改写不当的地方，那些书籍在长期传抄中造成的讹误不少在所难免，以至“经”与“注”互相混淆；有的章节误简夺讹十分严重，几至难以辨读，因此深为后来之学者所困扰。所以，明清两代，不少学者都十分重视《水经注》的校理工作。明代朱谋玮（宁献王朱权七世孙。封镇国中尉，摄石城王府事）校理，著有《水经注笺》40卷。清乾隆年间，更有全祖望（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博学才俊）、赵一清（少禀父昱教，学于全祖望，从事根柢之学）、戴震（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三人全力以赴注释此书。光绪年间，又有王先谦汇列全、赵、戴三家校语，参考其他研究成果，撰成《合校水经注》。他们不但从大体上分清了先前被混淆的经文与注文，而且纠正了郦道元《水经注》中原有的不少错误，《水经注》已逐步接近原貌。然而，上述诸家所注仍存在不少问题。清末民初杰出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藏书家杨守敬与门人熊会贞发愤编撰《水经注疏》，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撰写80卷，对郦道元《水经注》所引之书皆注其出典，所叙之水指详其迁流，集中了《水经注》各家纂疏的精华，给了我们一部较为完美的《水经注释》，其中对“商丘即濮阳”一说进行了令人信服的纠正。

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的《水经注疏》就《水经·瓠子河注》云：“河水旧东决，迳濮阳东北，故卫地，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之相土又都之”进行了驳斥：“全云：帝丘岂商丘耶？阏伯之商丘在睢阳，非帝丘也。王伯厚（王应麟，南宋官员、经史学者。字伯厚，为学宗朱熹，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曰：此盖出于《帝王世纪》之缪。赵（一清）云：按《寰宇记》卫南县东北七十里土山村，即古帝丘，卫成公迁于此，郦氏以商丘当之，真属臆说。会贞按：《左传·昭十七年》，梓慎曰，卫颛顼之虚，故为帝丘。杜《注》，卫，今濮阳县。《续汉志》：濮阳，古昆吾国。《通典》即昆吾之墟，亦曰帝丘。又《左传·襄九年》，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注》，商丘在宋地。是颛顼、昆吾居帝丘在卫，阏伯、相土居商丘在宋，渺不相涉，乃《帝王世纪》谓颛顼自穷桑徙商丘，于周为卫，又谓相徙商丘本颛顼之墟故阏伯之所居，随举《春秋传》文为证，俱引见《御览》一百五十五，则混帝丘而一之，而以颛顼、昆吾与阏伯、相土所居为一地矣，舛误殊甚。以郦氏之好辨，竟承用皇甫说，不置一辞，不可解也。”

《左传·襄公九年》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传·昭十七年》载：“宋，大辰之虚也。”商丘这个地方正是辰星的分野，怎么是濮阳呢？

杜冠章先生《光武帝元光河决滑县辨析》说：“郦道元把‘帝丘’与‘商丘’混为一谈，再次犯了移花接木的毛病，说濮阳‘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左传》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阏伯的封地为‘商’，墓冢被称为‘商丘’。而这些都被郦道元错误地移到了濮阳。”

至此已非常明白，说商丘是濮阳是错误的。显然，向来持帝丘是商丘论点的，是受了郦道元和皇甫谧舛误的影响，而不知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的《水经注疏》早就进行了纠正。

编辑： 张晨   责任编辑：李瑾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