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12日，本报以《大运河码头遗址发掘出土》、《大运河商丘段申遗找到“户口簿”》为题，连续报道了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最大码头遗址亮相商丘的情况。消息刊发后，引起全市人民的强烈关注。同时，大运河通济渠最大码头在商丘重现天日的消息也被全国很多网站及媒体转载，引起大运河考古界及大运河申遗部门的重视。

大运河通济渠，在经历隋唐时期店铺林立的商业繁荣及隋堤烟柳、画舫情歌的诗意水景之后，在走过南宋以来几百年的泥沙淤积、沉寂落寞之后，随着大运河申遗工作的开展，终于又引得全国瞩目。

大运河通济渠，同样承载着大运河昔日的盛景及祖国申遗的梦。

码头遗址内，保存完好的船甲板。

通济渠流经商丘示意图。　　资料图片

南通江淮的御河

《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中这样介绍通济渠，通济渠是古代运河名。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分东西两段，西段起自东都洛阳，西引谷、洛水东循阳渠故道由洛水入黄河；东段起自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行，至今河南开封市别汴水折而东南流，经今杞县、睢县、宁陵至商丘东南行，又经夏邑、永城，安徽宿县、灵璧、泗县，江苏泗洪至盱眙对岸注入淮河。通济渠是隋炀帝时众多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条，对当时以至唐、宋时期中原和江淮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唐时改名为广济渠，唐、宋时通称西段为漕渠和洛水，东段为汴水或汴渠。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离开京都长安，到东都洛阳考察。公元605年，杨广力排众议，下令由杰出工程专家宇文恺主持，开凿大运河，主要是开通通济渠和永济渠。

通济渠施工时，充分利用了旧有的渠道和自然河道，但因要行龙舟，龙舟舟体巨大，运河必须凿得很深，否则无法通行。如此浩大而艰巨的工程，杨广要求的时间却极短。从3月动工，到8月就全部竣工了，创造了人类开凿运河的奇迹。当然，这种奇迹的创造，付出了血的代价。在凿渠和造船过程中，“役丁死者什四五”。官员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通济渠开通后，杨广立刻从洛阳登上龙舟，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乘坐几千艘舳舻，南巡江都。因此，隋朝时称通济渠为御河。

《虞城县志》记载了一段杨广沿通济渠“巡游”的盛况：“偕皇后、嫔妃、贵戚、官僚、僧尼、道士等，分乘龙舟、杂船五千二百余艘巡幸江都。”杨广乘坐的龙舟，实际上是奢侈豪华的水上宫殿，其“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二百房，皆饰以金玉，下重有内侍处之”。而皇后乘坐的翔螭舟，除尺寸略小一点外，其装饰和龙舟无异。在龙凤舟前后，另有三重高的花、鸟、虫、鱼彩船九艘，作为流动的“浮景”以供帝妃、王储、公主们游乐。这些龙凤舟和“浮景”船队，组成水上宫殿群体。尾随其后的是各类随行官员的船只数千艘，其后还有补给船只，承载各种供奉之物，以备随时之用。

这十几万人的“流动宫殿”，穿州过县，游山玩水，乐坏了皇帝、嫔妃，忙坏了地方官吏，害苦了黎民百姓。

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杨广决定三游江都。当时，全国已经民不聊生、烽烟四起，一些耿直之臣上书劝谏，结果多人被杀。当杨广所乘龙舟行至梁郡（商丘）时，官绅带领一些群众拦路上书谏阻，结果同样惨遭处死。就是在那次巡游到达目的地江都后，失道寡助的杨广被“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勒死在江都行宫。

繁华兴盛的动脉

大运河开通后，对促进中国的商贸往来、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言：“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苦，后代实受其利焉。”

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运河岸边的一些码头及旧城因运河的航运而迅速发展与繁荣了起来，如运河南端的杭州，长江岸边的江都，运淮汇合处的楚州（今淮安），运黄汇合处的汴州（今开封）及运河中途的宋州（今商丘）。而通济渠，更是连接黄河文明与淮河文明的一段大动脉。当时，通济渠两岸的城镇商业繁荣、店铺林立。当时的宋州，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大都市，至北宋时，因其繁荣与兴盛而被定为都城的陪都。

商丘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研究员刘昭允介绍说，大运河的通航促进了商丘的繁荣。大运河通航后，商丘成了唐、宋时期中原乃至北方前往南方的重要通道，尽显交通枢纽地位。唐玄宗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叛军南下必须经过睢阳（商丘）城。唐代名将张巡以数千老弱病残之躯，抗击叛将尹子奇统领的10万大军达10个月，极大地消磨了叛军的意志，延迟了叛军南下速度，保住了江南百姓免受战乱之苦。

通济渠开通航运后，商丘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显著增加，至唐代时已成为全国的大都市之一。盛唐著名诗人杜甫、李白等纷纷慕名到商丘游览，并对当时商丘的繁华用诗词大加赞颂。杜甫在《遣怀》诗中写道：“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李白在《梁园吟》中写道：“舞影歌声散绿地，空余汴水东流海。”刘昭允说，从这些千古传诵的佳作中，可以隐约看到一座繁华大都市的景象：道路四通八达，汴水（即大运河）直达于海，舟车来往，络绎不绝。城内街道宽阔壮观，住着达9万户的居民。每当夜幕降临，酒馆茶楼高朋满座，灯火通明，歌舞相伴，客人开怀畅饮……

几百年沉睡后的觉醒

除洛阳至黄河的一小段外，通济渠绝大部分是“引黄入淮”，因黄河水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所以要经常疏浚。唐、北宋时期，朝廷都成立了专门的部门，负责疏通河道。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为解决通济渠的淤积问题，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清淤工作。在引黄河水处，向西开渠50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改善了水质。据记载，通济渠在唐、北宋时期的航运地位显著，每年的漕运量由唐初的20万石，逐渐增大到400万石，最高达700万石（约合今11.62亿公斤）。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据《揽辔录》记载，北宋灭亡后50年，南宋名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的时候，“河已塞”，大部分河段已经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再修大运河的时候，将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苏杭。通济渠越来越落寞，成了一些文人骚客吟诗填词、寄托哀苦的荒草堤。

在2007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单霁翔向中外记者宣布：大运河已经被列入重新评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有媒体称，运河申遗，是“一场迟到20年的约会”。因为，中华文明有两大象征，长城与大运河。可是，1987年长城被列入首批中国“世界遗产名录”时，没有大运河的影子。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长城从山海关由东向西南延伸，写下“阳刚雄健的一撇”；大运河则从北京由北向中国东南沿海缓缓流淌，写下“阴柔深沉的一捺”。两大人工奇迹组成了中国汉字中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2007年6月20日，国家文物管理局在北京召开由隋唐大运河沿线24个城市参加的申遗工作协调会。为配合隋唐大运河的申遗工作，我市把开展隋唐大运河商丘段考古调查工作列为我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2007年7月13日至8月4日，我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隋唐大运河商丘段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勘探、调查，掌握了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的位置走向及长度，绘制出了隋唐大运河商丘段故道图。2007年年底，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带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到我市考察，充分肯定了我市对大运河勘探、调查的前期工作。

2009年1月8日，我市文物考古队在大运河的考古中，又作出重大贡献。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在睢阳区古宋乡武庄村地下，发掘出北宋时期的通济渠宋州码头遗址。在码头遗址发掘口处发现了房屋的地基、船板、灶台、青砖等，出土了大量的瓷器、陶器、钱币等珍贵文物，充分显示了当年宋州码头的繁华盛貌。

商丘市文物管理局局长李景曾说：“宋州码头遗址的发掘，对隋唐大运河的申遗有着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为商丘古城的申遗找到了一个支撑点，可以说是找到了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户口簿’。”

李景曾还表示，待到时机成熟时，我市要建一个隋唐大运河南关码头博物馆，同时还要恢复一段古码头的风貌，河里面还可以搞一些仿古船只，到时让大家都来感受一下历史的沧桑。

通济渠，作为大运河重要的一部分，在经过几百年的沉睡之后，因申遗又重新走入国人的视野。隋唐大运河商丘段，作为通济渠、大运河中曾经承载无数繁荣、兴盛及商人梦想的一段历史，不久将会以更加饱满、更加厚重、更加美丽的姿态重现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