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对真相的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先是当地政府千方百计阻挠记者的采访。记者孙春龙在娄烦采访时，当地政府对记者采取了严查的措施。万一泄露记者身份，会被“请”出娄烦。他在班车距离当地的检查站还有数百米的时候就下车，步行进入了娄烦，进入娄烦后，住在工地上；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都是乔装采访。到事故现场的路上，也有三道关卡进行盘查，他只能绕远路，绕过关卡到现场进行采访。

然后是有关部门对已经发表的文章进行封杀。8月底，《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和特约撰稿人王晓发表了《娄烦：被拖延的真相》，指出娄烦事故存在着瞒报谎报的行为，死亡人数至少在41人以上，而且事故也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文章发表后，被很多网站转载，但所有转载文章的网页都打不开了。所以孙春龙“在博客上发表举报信是无奈之举”。

好在真相是无法永远被封锁的，在科技发达的年代，人人可以参与的自媒体如博客等，让过去几十年政治学者们认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简单地解决了。技术完全改变政治、科学改变民主，强权的拥有者们恐怕也难以想象今天的信息会是无法完全控制的。

网络时代，对信息和真相的封锁越来越困难，一个勇于说真话的记者，在电脑面前的发帖可以让苦心经营的封锁轻而易举地破产，民众的声音终于传达到了权力的上层，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责任者得以受严惩，冤魂得以受抚慰。

新闻的意义在于：告诉人民政府究竟干了些什么？然后让人民通过民主机制和民主权利促成政府改正错误。“新闻发挥作用并不是新闻本身有多大的力量，实际上是新闻背后的人民在起作用。”

有了真相之后，必须能够启动民意代表机构的决策，这样才能促成政府以行动进行纠错。在民主制度不成熟的社会，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是增进政府内部自我监督：某一位有权威和权力的高级领导如果看到了，一个批示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尽管这种上谕式的批示本身并非民主程序，但它却是民主监督的产物，以民主权利促成了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博弈与制衡，其力量同样是不能低估的。

更重要的是，当今的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舆论监督之外的其他民主机制正在逐步建立。我们曾看到，知道真相的老百姓，不可能永远地沉默，他们的民主监督方式可能是“散步”，也可能是“购物”，也可能是“群体性事件”，还有可能是表决或者投票。所以，网络上公布的真相，即使温家宝总理没有看到，国务委员马凯没有看到，只要人民看到了，就不可能永远被封锁。(高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