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中时的同桌同学先是宋存智。他个头跟我差不多，也不怎么白净，黑黝黝的脸，都是不怕吃苦受累、很能干活的农村苦孩子。他学习虽远不如我，但查四角号码新词典的熟练程度远远超过我。他对“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叉五方块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的查字口诀不仅烂熟于心，而且在遇上难题时能一语定夺解决问题。我不止一次喊着他小名说：“滴溜我跟你同桌真算我好时运了。”他总会把头摇得拨浪鼓一样：“咱俩同桌是我好运，除了查字典这一样，你哪方面都比我强。”我虽然口头上总是说不能这样说，但心里觉得“算你说对了”。

因为我深知，在班里我虽然不是文理科都稳数第一，但我不偏科，不论文科还是理科，单科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排第三的时候很少很少。文科有时是黄伦生的作文比我高一点。他推荐上大学后，在西藏工作时曾被称为高原诗人。理科有时是李保田、冯喜忠分数比我高，但他俩考试分数同时都比我高的时候根本没有。我还有一项是绝对无人可比的，是我很会写字，班里绝对没有对手。学校出黑板报，出贴在墙上的专栏，非我莫属，连老师中能当替补的都没有。每逢考试，全校用钢板、铁笔刻印考卷的任务基本都由我一人完成。

为了便于随时学习我的字，比我个头高、比我年龄大的刘培学、宋存智私下经过几个回合的协商和争吵，最终确定刘培学调成我的同桌。我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培学坚持调位的目的，后来才知道他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跟我学写字。我原来写行书还是特别自负的，但刘培学一靠近我，我还是有危机感了。我觉得，稳扎稳打不行了，必须日新月异才能不被超越。这无形中也强力推进了我在艺术造诣上的精进。但后来，我还是渐渐安心了，因为刘培学仅仅学我的行书，却从来不学美术字，无论老宋体、仿宋体、黑体、隶体、魏碑字等这些，他都不学。这样他就无法超越我啦。

刘培学高中毕业后没有再考学，种了一段时间地后当了民办教师。他几十年一直在本村教书，也不知道是学校坚决不放他，还是他坚决不走。他从民办教师成了公办教师，成了有较高职称的公办教师。先是孩子老婆热炕头，自我满足其乐融融，后是甘当孩子的应声虫。今年春节我俩通了话。他高腔大韵、喜笑颜开侃侃而谈。我知道他几个孩子都很争气，事业生活很幸福。如今他老两口跟着孩子长期在南方过。他还找了一份比较清闲报酬也不少的活。家里那份养老金基本用不着。特别使我羡慕的是他身体很健康，能吃、能睡还基本没得过啥病。

宋存智也是很早就当了民办教师。他尽管和大队会计是本家爷们，但是依然因为超生问题被开除了。他生孩子生得一连串，最后错失了好几次民办教师转正的机会。他是我最早的同桌同学，他媳妇和我妻嫂又是亲姊妹，所以我们交往比较多。我还在市文联主席位置上时，和另一同学骑自行车跑几十里专访了他。这次见面，我发现他过得蛮幸福，儿孙满堂、其乐融融，吃得香、睡得安，天天享受着超小康的生活。这之后，俺俩因为繁杂的家务琐事联系越来越频繁。

恢复高考制度后，我考取了当时的商丘师范。这期间，一直和我同桌的是虞城县同学王新良。这个同学比我小一岁。不像我毕业后干了好多活，换了很多地方，他一直在本乡中心校工作。现在他虽然也是满头白发了，但是基本没有得过啥疾病。他退休后想起了养虎皮鹦鹉，养的数量还较多，时间还较长，效益想必也比较可观。疫情缓解后，我联系他来了一次商丘。这次见面无比愉快，成了美好的记忆。

母亲健在时，我曾在家养过很长时间的虎皮鹦鹉。母亲活了96岁升天后，我就基本不养鹦鹉了。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小外孙竟要养两只鹦鹉。小外孙上幼儿园后，我为了不使这两只鹦鹉无家可归，又主动承担起了喂养的任务。说来也奇怪，之前一直没有产过蛋的鹦鹉这次竟下了蛋，还连续在几天里下了几个蛋。喜讯一传出，孩子惊喜若狂，非要孵化，然后饲养自己鸟生的鸟。

这看似很简单的任务可真不简单。隔行如隔山，我很快和我的同桌同学王新良视频通话。他毫无保留娓娓道来，讲得我十分佩服。我打心底想，哪行当里都能有个同学多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