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总计有240万中华儿女先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我的父亲也是其中的一员。

父亲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奶奶早在解放前逃荒要饭的途中饿死，是爷爷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将他们兄弟四人养大成人。大伯与爷爷早早就为家操劳，二伯天生怯懦，四叔年龄幼小，为了分担家庭困难，父亲不满14岁就下了煤窑做苦力。奶奶病故的早，爷爷是个粗心人，爸爸的准确出生日期他也记不清楚，只记得大概是1929年春末夏初。1949年9月，父亲参军入伍，填写登记表时犯了愁，为了感激在共产党领导下使他翻身得解放，获得了新生，便以7月1日建党节这一天作为自已的出生日期。

父亲入伍后，被编入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三团二营九连，十五军前身是中野第9纵队，是太行军区拉出来的一支野战部队，先后参加了两广战役。1951年3月父亲随四十五师入朝作战，先在四十五师一三三团通讯连，后任四十五师师部首长的警卫员。由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1951年9月在朝火线入党，1953年1月提拔任副排长。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阵地防御作战、上甘岭战役。1952年3月，随四十五师进驻圣山、忠贤山，迅速投入战斗。一直到11月5日15时打退了敌人的最后一次进攻，父亲经历了上甘岭战役的整个过程。在实施决定性反击的会议上，父亲在现场亲耳聆听了师首长郑重表示决心：“如果部队打光了，将把45师所有活着的人编成一个连队，师长当连长，政委当指导员，副师长当副连长，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上甘岭！”的铮铮誓言。

父亲在部队时与曾担任四十五师一三五团六营通信员的著名战斗英雄黄继光有一面之缘。每当家人们提起这位战斗英雄时，父亲眼里总是泪水在打转；回忆起在上甘岭战役中与战友们一起艰难困苦、同生共死的片断，更是激动不已。父亲病故后，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他在朝期间多次荣立的立功证书和奖章。其中一等功证书记载：1951年6月在三兵团四十五师一三三团通讯连，在战斗激烈的情况下，完成了通讯任务，经团党委批准立团一等功一次。

1953年回国后，父亲先后在十五军教导大队、第八步兵予备学校、信阳步校等进修学习，由文盲提高到高小毕业水平，也由一名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为基层指挥员。父亲先后担任副排长、连副政治指导员、连政治指导员。转业前驻防湖北黄陂，其间曾参加北京地铁、军事博物馆等社会主义建设活动。

1963年4月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曾先后担任公社及乡供销社主任、文教助理员、党委宣传委员等职务。1982年秋，父亲不幸患帕金森氏综合症，他带病坚持工作，经常和同志们一道，深入基层站点，检查考核业务工作。随着病情慢慢加重，下乡骑车时腿已不能自主的上下自行车了，他都是找个土堆或路上稍高处，把腿先搭在车子上然后就势再骑走。1985年因病情逐步加重，不得不离开了他心爱的工作岗位，办理了病休手续。但他仍然心系单位的发展，经常提出一些增收节支等合理化的建议。

父亲一生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在任公社文教助理员和党委宣传委员期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前，上大学实行的是推荐制，家中至亲有二次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都被父亲让给了其他同志。父亲前后有过两次担任公社及乡供销社主任任职经历，在计划经济时代，化肥农药、自行车、缝纫机等紧俏物品都是实行计划供应，凭票购买。每当亲朋好友向他提出能否走走后门购买紧俏商品，一次次都被他婉言拒绝，为此得罪了不少亲戚和朋友。父亲是离休干部，按照政策医疗费应该实报实销。可是后来随着基层供销社效益越来越差，改革初期企业离休干部财政不能兜底，医疗费单位不能及时足额报销，父亲理解单位的困难，从未有过一句怨言，直至病故后仍有5300余元医疗费没有报销。父亲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从来没有给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包括家属及子女工作安排、住房保障等，以至于母亲干了几十年的临时工。他总是说：“国家现在困难，我们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能再给组织上添麻烦。”还常告诫我们兄妹：“做人要正直，要有感恩心，清清白白做事，干干净净做人。”父亲高风亮节的品质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时刻为我们敲响警钟。

父亲一生对党忠诚，信仰坚定。依稀记得小时候听父亲说过：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部队往东北集结，真实情节不全是影视作品展现的那样，真正的目的地到最后才知道。但有一个信念：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任何时候都是对的。

他患病多年，直致全身瘫痪，但他每个月想到的第一件事：党费交了吗？后来离开夏邑随子女到商丘生活后，他每个月都督促二哥到单位代他缴纳党费，从未间断。供销社负责人深受感动：“老主任因为单位效益不好医疗费都不能及时报销，我们深感愧疚。可他从未少交或漏交过一次党费，令我们倍感敬佩。”在父亲的影响和熏陶下，家人们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祖孙三代已有14名家庭成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编辑： 杨宁   责任编辑：李瑾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