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文留学”的启迪

不知道商丘老家如何，广东这边的确是“青菜比猪肉贵”了，一斤红薯叶就要几块钱。考研的弟子问我：考上了没钱读怎么办？我说：在学校捡废品卖。

我说的是实话。话说三十年前在商丘师院教书，有一位同学，孤儿，连名字都是自己取的——用的是《水浒传》里某大人物的名字——就读期间的学费、生活费就是靠自己到老师家收废品挣得。作为老师，我不觉得弟子丢人，还帮助他存箱子与瓶子。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相信不会过得太差。

日前给北京一家杂志写专栏，写到赫赫有名的蔡元培——随着电视连续剧《觉醒时代》的热播，大家对于他的兴趣也会增加——他的留学经历颇值得回味。

蔡元培是绍兴人，绍兴是一座奇特的城市。夏禹治水，勾践卧薪，兰亭雅集，青藤写意，“报仇雪耻”的地域文化与“林泉高致”的书画文化交织。陆放翁的平易激昂，秋瑾的侠肝义胆，鲁迅的“横眉”与“俯首”，又让“风骨崚嶒”与“柔和雍静”比翼齐飞。总之，儒雅而内涵豪放，精明又坚毅执着，使得绍兴人“融合南北”，自成一格。蔡元培《自写年谱》记载：他19岁那年，母亲病重，他就自割左臂一块肉和中药同煮。而且，其叔叔亦割臂疗祖母，三弟亦割臂救母亲——绍兴人“迷信中的坚毅”实在可怕。正是这种坚毅，让蔡元培成为“爬格子半工半读而获成功的第一人”。

世纪之交，求新声于异邦是志士仁人的共识，出国留学蔚然成风。1907年6月，顺天府尹孙宝琦出任驻德国大臣，正值蔡元培决定自费留德，便通过孙宝琦弟弟介绍，登门拜访。乐善好施的孙宝琦慧眼识才，当即答应每月发津贴银30两。于是，二人同坐火车赴德。不料“津贴银30两”到德国公使馆变成了“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蔡元培一穷二白，国内还有老婆孩子，“等靠要”无门，便决定在德过“卖文留学”。

之所以敢冒此险，因为有商务印书馆“八同老乡”张元济做后盾。二人同庚、同乡、乡试同年、殿试同年、进士同科、一同被点为翰林，还是南洋公学同事，一同创办了《外交报》，共同致力于“定言论之界”。

蔡元培应邀在欧洲为商务著文编译，每月获得稿酬100银元——约合2009年人民币1.15万元——部分为留学费用，部分交国内妻儿四口家用，直至学成回国。

或曰“关系就是通行证”，非也。“时运”在偶然与必然的交叉点上，写作与编译的实力才是蔡元培“自救”乃至“长袖善舞”的基本点。

当然，蔡元培也严格地遵守了协议，1907至1912年留学期间笔耕不辍，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就有《伦理学原理》（译著，1909年），《中国伦理学史》（专著1910年），《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年）等。

根据今天所能看到的蔡元培的稿费稿酬账单，1910年商务印书馆付给他1621德国马克，合900个银元。支付国内蔡夫人国币250元，代付购寄书报等费用为国币46元，连同历年余额，还节存200银元。

蔡元培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旧情难忘，不久便前往孙宝琦家中拜访，两人欢谈甚久，依依惜别。孙宝琦送蔡元培出门，发现蔡校长没有车辆，说：“你作为堂堂的北大校长，以后不可徒步了。”就买了一辆马车送给他。无奈蔡元培并没有乘坐。莫非真的是因为有车无马？孙宝琦又把自己常用的一匹马派人送了过去。此后，蔡元培就每天被那匹“有气无力”的马拉到北大上班。

蔡元培曰：“人类者，不图有肉体之嗜欲也，又有精神之嗜欲。”而他更倾向于重视人的心理、精神的欲望，认为这是“人所异于禽兽”的地方。据亲朋回忆，享年74岁的蔡元培，到60岁依旧是“家徒四壁”的“四壁”即房产都没有。62岁，才尊重蔡夫人的意思，在上海购置了“庭院虽宽敞而房屋却甚矮小”的一座二层洋房。

蔡先生“卖文留学”的启迪，似乎不必笔者饶舌了吧。

编辑： 田戈   责任编辑：李瑾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