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

吕坤画像

■主讲人

马学庆，本科学历，现任宁陵县史志办主任，宁陵县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商丘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宁陵县政协常委、宁陵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先后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发表论文、文学等各类文章千余篇，著作有《范仲淹与商丘》《寻踪梁园》《古宋七子》《殷宋五泽》《一岭十八岗》《大明名贤吕坤》《宁陵通史》《厚重宁陵》《古葛探源》《己吾考略》《老坚决》《马学庆文集》等10余部。

【阅读提示】

如果说中国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诞生于商丘，你会不会觉得惊讶？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范仲淹高尚的节操和人格犹如一座巍巍丰碑，对后世影响颇深。尤其是其慈善思想，对宋代以后的商丘产生了深刻影响。至明代，商丘两位大儒吕坤和杨东明以范仲淹为范，多行善举，并将范公义学、义田、义庄的做法进一步发扬光大，根据时代特点，先后创办同善仓和同善会。由此，商丘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肇始之地。

扶贫济困的同善仓

范仲淹的一生和应天府宁陵县的情缘最深。他在这里置办了田地，建了住宅，即使当官之后仍“多宁陵足迹”，和这里的亲人书信不断。他在这里置买的田地，后来成为赡养朱氏族人的“义田”。其善举和节操在宁陵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和深刻的影响。

至明代，万历年间的“天下三大贤”之一宁陵大儒吕坤，在编纂首部《宁陵县志》的过程中撰写了人物志中的《范仲淹传》。他深刻了解了范仲淹和宁陵的情缘，深受这位“宁陵乡贤”先忧后乐和义举为民慈善思想的影响。这位在晚明政坛和学界颇有个性、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以范仲淹为范，以贤立德，以实立功，以著立言，以善立行，扶弱济贫，在宁陵先后创办了同善仓和孝义会，成为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萌芽。

吕坤大约在1589年~1591年，即出任山西按察使期间在家乡宁陵县联合数位地方士绅，创设了同善仓。同善仓是以向贫民施米为目的设立的仓库。由吕坤和其他数人捐出自家剩余的米谷，施舍救济贫民。“同善”的含义，大抵如今澳门同善堂的对联“同心济世，善气迎人”，可以说，“同善”二字印证着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济世为怀的行善理念。

关于修建同善仓的动机，吕坤曾有过清晰的表述。他认为，“财者，天下之财也”，钱财本来就是流通之物，并不专属于某个人。拥有过多的财富并非好事，而且祸害甚多，有重徭所指、贪墨垂涎、盗贼睥睨、乡邻嫉妒、士君子所鄙、天道所忌、子孙之殃、乱世之忧、筹算劳烦、临死牵心等十害。钱财终究要因祸而散，与其祸散，不如平时多行善。人生其实很平常，居家过日所需之费并不多，富裕之家也并非上天“厚其身”，应当“念我同类，思以相分”，需要用善行将多余的财富分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使天下人都能“均其惠”。

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吕坤鼓励并联合地方富绅出资，设立同善仓这样一座向弱势群体施米的粮仓，以倡导用民间救济的方式来弥补官方慈善机构养济院的不足。在功能上，同善仓不同于当时社会上既有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常平仓由官府出资设立，作用是调节米价和救荒。社仓和义仓多为民间众人出资，主要也是为了备荒救荒。而同善仓的目的较为单纯，就是富人为穷人施舍粮食，扶贫济困，帮助弱者。吕坤认为，同善仓就好比是取有余以补不足的平衡器，富裕之家将多余的财富捐献给同善仓，行善积德免除厚积带来的祸害，而贫苦之家则能从同善仓得到救济，维持基本生活。如果遇上谷贱之年，同善还可效仿常平仓的做法，籴谷入仓，以便更好地扶贫助弱。

吕坤还与众多志同道合的乡绅一起在宁陵县创立了孝义会和野老会，在行善的号召下，常年筹资救助不能丧葬嫁娶和衣不遮体、吃饭无着的穷人，劝勉农桑，询查疾苦。

“为善最乐”的同善会

范仲淹和应天府虞城县也有着深厚的情缘。他和虞城人王洙、王尧臣、赵概等为挚友，一生多虞城足迹。其后裔还定居虞城，并在虞城先后创办了义田和义学。因此，范仲淹的慈善思想深深影响着虞城人。至明代，虞城大儒杨东明认真总结梳理范公有关义田、义庄、义学等的慈善思想，再加上受和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同乡且立朝时为政治同盟的吕坤的影响，创办了同善会。

杨东明创办同善会，是在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当时正是他第二次从京都被贬回家乡的时间。注重知行合一和实学的他，并没有因罢官消沉，而是躬力济善乡邻。根据杨东明《同善会序》的记载，同善会是以既有的虞城县名士亲睦会为母体组成的。因为认为既有的亲睦会“一饮之外无余事”，实属无益，于是他向亲睦会的成员发出呼吁：“彼贩夫耕里尚知结社捐赀，共期为善。况缙绅冠盖之流乎？宜俯同于俗会，各捐金若干，遇一切贫困可恤、善事宜举者，胥取给焉。”在他的呼吁下，虞城最初成立了“同乐会”，后受吕坤同善仓的影响，以“为善乃称最乐也”为由，改称为“同善会”。

根据《同善会条约》规定，每月十五为会期，成员们在“各捐分银”之后聚餐。条约中专门规定，要“和气流通，爱如骨肉”。同善会的善举，如修路架桥、资助婚丧、救济贫病、施医舍药、显彰孝义等所需的费用，均从积存会费中支取。同善会是一个官府认可的民间组织，不准官员直接插手运营。在救助对象上，首先是生活无着的孝子、节妇，其次是未被养济院收容而不愿以乞讨为生的贫老病者。“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则不予救助。还有四种人“宜助而不助”，为衙门中人、僧道、屠户和败家子。

同善会创立在虞城，但它的流行却在江南地区。从万历后期到崇祯年间，江南的武进、无锡、嘉善、太仓、昆山等江南州县也先后创立了同善会。同善会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原因是其在明后期文人士大夫讲学结社之风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兴起。同善会创始人杨东明属东林党人，他罢官期间在家乡创办首善书院后，不少东林党领袖曾慕其人格学问来此讲学。其间，同善会的理念和模式为他们所仰慕，返回江南后遂在本地仿效杨东明建同善会。到了清代，同善会逐渐发展为同善堂，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华人慈善组织。据学者梁其姿的统计，1564年至1918年间，全中国共有40多个名为“同善堂”的组织，分布地区大部分集中在江南及西部，包括苏州、安徽、河南、甘肃、贵州、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和广东。

《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是研究我国善会、善堂领域的重要著作。据《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记述，在明清善会善堂中，同善会创立最早，最有代表性，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可以说，杨东明创立的同善会在中国慈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古代中国的慈善救济活动历经三个阶段：汉唐时期的寺院慈善活动、宋元时期官办的慈善救济事业、明清时期的民间慈善事业。而同善会，则是在政府福利和宗教慈善外中国民间可查的最早的慈善组织，是民间慈善兴起的源头，直接推动了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

明代之前，个人慈善活动并不乏见，如范仲淹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但这些慈善活动很难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慈善事业。而同善会，既不同于宋代以前的官办慈善，也有异于此前的宗教慈善或宗族慈善，它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全新的、非宗教宗族的、持续性的、志愿性的慈善救济事业，是现代慈善事业的萌芽。创立同善会的杨东明和在宁陵创建同善仓的吕坤，共同为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肇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此，商丘也被作为中国民间慈善的发源地。

编辑： 田戈   责任编辑：李瑾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