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与战相融合的战略思想

主讲人

马学庆，本科学历，现任宁陵县史志办主任，宁陵县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商丘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宁陵县政协常委、宁陵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先后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发表论文、文学等各类文章千余篇，著作有《范仲淹与商丘》《寻踪梁园》《古宋七子》《殷宋五泽》《一岭十八岗》《大明名贤吕坤》《宁陵通史》《厚重宁陵》《古葛探源》《己吾考略》《老坚决》《马学庆文集》等十余部。

【阅读提示】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有这样一段广为流传的经典：“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兵家至圣”孙武看来，战争不是最佳选项，通过非武力的方式瓦解掉对手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选择。范仲淹秉持了近似的军事思想。他在应天书院执教期间写下了著名的《铸剑戟为农器赋》，表达了“上敦淳朴，下无战事，国以之平”的和平主义的立场，表明了“以和止战，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这与他在《上执政书》中的“备戎狄、择将才”积极备战的战略思想相呼应。本期，马学庆将为大家分析范仲淹“以和止战，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

范仲淹的和平立场

宋朝自立国就面临着来自周边民族的巨大军事压力。边患最主要的压力来自北部的契丹与西部的党项。宋真宗在“澶渊之盟”与辽讲和后，宋朝边患就集中在了西部。西夏是11世纪初党项族贵族在西北地区建立的政权，同辽、宋、金鼎立近300年之久。

宋朝建立后，宋太宗想铲除党项的割据势力，激起了党项贵族的反抗。宋太宗和宋真宗时期，宋、夏间经常发生战争。西夏多次打败宋军，不断向四周扩张。到宋仁宗时期，西夏已占今甘肃的大部、宁夏全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这时宋朝虽然远比西夏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但军事上相对虚弱，而且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屡屡失误。

对待周边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古人有一种制止侵略、和平相处的态度。杜甫在《前出塞》中说：“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这也是范仲淹对待西夏的基本立场。范仲淹的和平主义立场在他的《铸剑戟为农器赋》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说：“兵者凶器，食惟民天……前王锋镝，不得已而用之。”“不知我者，谓我前功偕弃，故知我者谓我欲善其事。”“好战者随之而挫锐，力穑者因之而受赐。”“上敦淳朴，下无战争。三农以之劝，万国以之平。”这些语言表达了范仲淹制止战争、希望国家太平的思想。而此思想，正与《上执政书》中“盖备之弗预，知之弗为，许下之兵，日血十万，岂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诚为令图，安必虑危，备则无患”的想法如出一辙，目的都是避免战争。

从时间上来看，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执教时已形成了“以和止战，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这之后，他也在许多文章中反映过这种战略思想。比如他自己撰写的《攻守议》《再议攻守》《答安抚王内翰书》等文中，都透露出了“戎马之后，原野萧条”的观点，透露出了战争只能给民众带来苦难，只有和平才能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共享天伦之乐的认识，也透露出了他倡导和平的美好愿望。

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

当时宋人将西夏李元昊称帝视为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范仲淹也曾说：“昨者西戎僭中朝之号，四海愤怒。虽困天下，义当讨伐。”但在李元昊反宋，朝野讨伐呼声高涨的情况下，范仲淹却又反对贸然对西夏用兵，称“大凡胜则乘时鼓勇，败则望风丧气，不须体量，理之常也。”并引孙武语道：“主不可以怒而兴兵，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故明主谨之，良将警之，安国之道也。”范仲淹的意思很明确，不可乘怒而战，应该在冷静思考、全盘筹划的基础上兴兵作战。

范仲淹积极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也是出于对当时情况的实际考虑。首先，范仲淹指出了宋朝将不知兵、士不习战，军事力量薄弱。范仲淹在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即指出宋朝承平日久、人不识兵、将士习安、边防松弛的现状。范仲淹在经略陕西时分析当时延州的防守情况时也指出军备的松弛，“训练未精，将帅无谋”。

其次，就外部条件而言，范仲淹认为宋廷主动伐夏利于夏而不利于宋。这是范仲淹分析宋、夏所处的外部战争环境特征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与西夏惯于边防掠夺、无须巨大的养兵之费不同，宋军远戍，粮草军饷必须有千里馈输之劳，加上宋廷将士长期离乡远戍，军情怨愤，必然削弱兵力。范仲淹指出，即使宋军得其将帅，精练士卒，依靠边地险恶的环境，坐壁清野以待敌，或侥幸有所斩获，但敌败逃散，不几日“复旧汉疆”；如不能破敌，宋军深入追击敌人于大漠中，亦不能有所得，况且常遇风雨天气，宋兵赢粮远涉，粮尽路穷之际，“不敌自困”。

范仲淹还引用太宗朝的战争实例进一步分析，说明宋夏决战于绝漠险滩中，西夏军队能够充分发挥游牧民族军队之灵活轻捷的优势，动辄以轻骑挠搅宋军，败则逃散，胜则劫掠而去。宋廷步伍除了有舟车劳顿之苦、粮草军需之难、士卒远戍之怨，退不能长期坚守，进不能驱战于荒漠，毫无优势可言。

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不利因素，范仲淹主张在当前武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只能与西夏采取“和”的策略。范仲淹引汉代孝文帝讲和匈奴的事迹，说明应该与西夏讲和，以息民力。如果乘怒与西夏开战，万一战败宋廷就会失去与西夏讲和的机会。如果朝廷以一郡所产之绢帛纳与西夏，以求得一国之无战，是“息天下之弊”，有利于宋廷。

以守为攻的战略计划

范仲淹虽然提出了“守”与“和”，但并不是消极防守，而是积极备战，以守为攻，“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

范仲淹赞同君王以德行、仁义宾服天下的政策，但他鉴于宋代几朝的历史教训，认为李元昊屡次请和，又屡次背盟出兵，所以讲和并不能一劳永逸，应该在边备不足、士卒未练、将帅不得其人的情况下，与西夏暂且约和。在休息民力的同时，发展武备充实库禀，像唐太祖、唐太宗对待突厥一样，“隆礼敦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练兵，以攻守为实事”。

就以守为战的策略而言，范仲淹提出“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的观点。这里的“土兵”即土著之兵，“东兵”即京师之兵。因为土兵“习山川道路之利，怀父母妻子之恋，无久戍之苦，无数易之弊”。而守之以“东兵”，必然有粮草辎重远输之劳，有将士远戍之怨，“费厚则困于财，戍久则聚其怨。财困则难用，怨聚则难保。民力日穷，士心日离，他变之生，出于不测”。

与以土兵守边的观点一致，范仲淹还提出了“屯田”养兵以守的政策，“使兵寓于农”，免除远距离运送粮草的辛苦，充实边境库禀。将土兵之家徙于边境，免除土兵远戍怀乡之怨。范仲淹还重视利用蕃兵，“使熟户蕃兵与正军参用”。蕃兵即西北边境由北方少数民族组成的地方兵种。范仲淹认为蕃兵“皆能辛苦，熟于战斗。如抚驭之间，恩威得所，大可防托边界，减得兵马”。“惟横山一带蕃部，东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与汉界相附，每大举入冠，必为前锋。故四戎以山界蕃部为强兵，汉家以山界属户及弓箭手为善战。”

编辑： 田戈   责任编辑：李瑾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