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一百九十

范氏军事思想的形成

商丘网—京九晚报 2020-11-13 05:50

■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主讲人

马学庆,本科学历,现任宁陵县史志办主任,宁陵县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商丘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宁陵县政协常委、宁陵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先后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发表论文、文学等各类文章千余篇,著作有《范仲淹与商丘》《寻踪梁园》《古宋七子》《殷宋五泽》《一岭十八岗》《大明名贤吕坤》《宁陵通史》《厚重宁陵》《古葛探源》《己吾考略》《老坚决》《马学庆文集》等十余部。

【阅读提示】

多数人对范仲淹的了解局限在他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但历史中的范仲淹在这个大家熟知的文臣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并不那么为人熟知的军事家身份。他虽为一介文臣,却曾投笔从戎,卫戍西北,领兵打仗,颇有功绩。如果追根溯源,范仲淹军事思想就形成于其在商丘时期。这一时期,他在《上执政书》和《铸剑戟为农器赋》中提出了自己的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战略思想又成为他以后戍边实践的指导方针。

重文轻武的时代背景

范仲淹并非兵学家,他是以一介儒臣文官的角色出现在战争舞台上的。在北宋中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范仲淹密切关注军事问题。他结合个人经历,对朝廷军事政策提出了可行的建议和意见,对如何应对西夏侵略、戍守边防提出了具体的战争策略。范仲淹军事思想的产生,与宋廷积弱、战争屡败的情况下文人儒士普遍关注兵学问题的士风有关。

宋代立国之时的国策便是重文轻武。为改变五代以来“藩镇太重,君弱臣强”的现状,避免出现藩镇割据,一改五代以来“武人跋扈”,文人“斯文扫地”的局面,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偃武兴文的政策奠定了宋朝重文轻武的士风。于是,宋朝文人普遍以言兵为耻,以执兵戈为耻。至宋真宗时幽州败北,朝廷更是“恶言兵矣”。至宋仁宗时,这种忌讳谈兵的风气依然很浓。张方平在《送古卞北游序》,赵抃在《论契丹遭使无名疏》中都记录下了北宋文人耻言兵事的状况。

北宋轻武的士风随着形势的改变而出现了改变。到西夏反宋,宋廷屡败后,宋廷开始认识到西夏兵力强大、难于征服的现实,也认识到了自身军事力量之弱。在这种形势下,宋廷大开兵禁。文人士大夫主体意识空前高涨,文人士大夫谈兵论战风尚兴起。范仲淹军事思想的产生,即是宋仁宗大开兵禁后士人群体谈兵之风勃兴的表现。而范仲淹慷慨激昂,纵论天下政治、军事的气概,反过来也对当时的士风有一定的劝诱作用。

忧患意识的巨大影响

范仲淹军事思想的形成,还与在当时北宋中期严重内忧外患情况下范仲淹所产生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的国防意识有关。

综观古今中外的盛世王朝,如无强大的军力和巩固的国防作为保障,太平盛世必为幻梦,安分自守、国富民强、乐享太平皆无可能。国防为民族生存之盾,国防意识是民族生存之魂。然而到了宋代,由于执行守内虚外、重文轻武、休兵息民、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导致了武备废弛和国防虚弱,并最终导致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北宋不能阻止游牧民族铁骑的践踏。

对于北宋来说,对其安全构成主要威胁的是辽与西夏。宋太祖面对北方强大的辽只能“姑存”北汉“以为我屏瀚”。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迁举兵抗宋开始,至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西夏攻破

保安军德靖寨为止,历时148年之久。景德二年(1005年),宋辽“澶渊之盟”后宋与睦邻和平相处几十年。此时,范仲淹却居安思危,透过北宋社会稳定繁荣的表象看到了其背后所隐藏的深重危机,多次上书要求加强国防。

天圣三年(1025年),他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后来,范仲淹在给宰相吕夷简的信中分析,“既而四夷咸宾,忘战日久,内外武帅,无复以方略为言……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讨,朝廷渴用将帅,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不过,此时的范仲淹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军事思想。至天圣五年(1027年),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备戎狄”的军事思想才最终成型。

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对当时北宋重文轻武的做法和日趋衰弱的军事力量表示了深切担忧。范仲淹主张朝廷吸取历史教训,特别是唐末五代动乱最终走向灭亡的深刻教训,励精图治,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国难当头之时,人们的安危意识、国防观念最为强烈。相反,暂时的太平往往会麻痹人们的危机意识,产生懈怠和侥幸心理。因此,在和平年代更要强化国防意识,保持警醒状态。范仲淹在北宋社会较为稳定的时期力求加强边防的精辟论述,揭示了宋初社会安定繁荣表象中所潜藏的严重危机和民族矛盾,揭露了因循守旧、冗兵、冗政、冗官所导致的军力衰弱,对面临异族威胁仍沉浸于短暂和平的北宋王朝敲响了警钟。十几年后,元昊称帝并向北宋大举进兵,范仲淹的担心成为现实,足见其远见卓识。

富国强兵的军事策略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认为,国富兵强乃国防之本。国富不一定兵强,但兵强必定以国富为基础,否则国防即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孙武在《孙子兵法·军形》中提到,兵法的要义在于:土地面积决定粮食产量的多寡;粮食产量的多寡决定作战士兵的数量;作战士兵的数量决定敌我力量对比;敌我力量对比最终决定战争胜负。这些因素环环相扣,追根溯源,土地的多少与产量的多寡乃战争胜负的根本。

纵观中国古代史,军力强大的国家必以发达的经济作为后盾。以秦为例,其强大势力的背后是商鞅变法后迅速提升的国力。为后世所称颂的“汉唐盛世”也是军力强大、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西汉初建时国力衰敞,只能通过与匈奴和亲来换取和平发展时机。经过文景时期的恢复与发展,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实力渐趋雄厚,于是揭开了大规模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这些历史都说明,富国乃强兵之基,强兵乃富国之要。

范仲淹深知“武备之策”须建立在坚实的国力基础之上。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他上书皇太后,提出了厚风化、恢复武举、安不忘危、注重人才、鼓励直谏等强国修武的建议。他在天圣五年的《上执政书》中首先发出了“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的警语,并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治国方针。庆历三年(1043年),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北宋所面临的巨大社会危机,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这些措施的核心就是“富国强兵”。之后,宋仁宗颁布诏令推行“庆历新政”。从范仲淹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其执政过程中始终以富国强兵为基点,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精神正是其富国强兵思想的延续。

在强兵的具体办法上,范仲淹也在《上执政书》中提出了“育将材”“实边郡”“增奇兵”三大措施。如果这三大措施得以实施,“将材既育,边郡既实,师战而不衄,城围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平?纵有骚动,朝廷可高枕矣”。尽管范仲淹富国强兵的思想是好的,提出的措施是积极的,但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已久,没有足够重视和采纳,以致北宋整个国防能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加强。

编辑: 姬艳峰   责任编辑:李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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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学庆,本科学历,现任宁陵县史志办主任,宁陵县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商丘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宁陵县政协常委、宁陵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先后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发表论文、文学等各类文章千余篇,著作有《范仲淹与商丘》《寻踪梁园》《古宋七子》《殷宋五泽》《一岭十八岗》《大明名贤吕坤》《宁陵通史》《厚重宁陵》《古葛探源》《己吾考略》《老坚决》《马学庆文集》等十余部。

【阅读提示】

多数人对范仲淹的了解局限在他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但历史中的范仲淹在这个大家熟知的文臣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并不那么为人熟知的军事家身份。他虽为一介文臣,却曾投笔从戎,卫戍西北,领兵打仗,颇有功绩。如果追根溯源,范仲淹军事思想就形成于其在商丘时期。这一时期,他在《上执政书》和《铸剑戟为农器赋》中提出了自己的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战略思想又成为他以后戍边实践的指导方针。

重文轻武的时代背景

范仲淹并非兵学家,他是以一介儒臣文官的角色出现在战争舞台上的。在北宋中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范仲淹密切关注军事问题。他结合个人经历,对朝廷军事政策提出了可行的建议和意见,对如何应对西夏侵略、戍守边防提出了具体的战争策略。范仲淹军事思想的产生,与宋廷积弱、战争屡败的情况下文人儒士普遍关注兵学问题的士风有关。

宋代立国之时的国策便是重文轻武。为改变五代以来“藩镇太重,君弱臣强”的现状,避免出现藩镇割据,一改五代以来“武人跋扈”,文人“斯文扫地”的局面,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偃武兴文的政策奠定了宋朝重文轻武的士风。于是,宋朝文人普遍以言兵为耻,以执兵戈为耻。至宋真宗时幽州败北,朝廷更是“恶言兵矣”。至宋仁宗时,这种忌讳谈兵的风气依然很浓。张方平在《送古卞北游序》,赵抃在《论契丹遭使无名疏》中都记录下了北宋文人耻言兵事的状况。

北宋轻武的士风随着形势的改变而出现了改变。到西夏反宋,宋廷屡败后,宋廷开始认识到西夏兵力强大、难于征服的现实,也认识到了自身军事力量之弱。在这种形势下,宋廷大开兵禁。文人士大夫主体意识空前高涨,文人士大夫谈兵论战风尚兴起。范仲淹军事思想的产生,即是宋仁宗大开兵禁后士人群体谈兵之风勃兴的表现。而范仲淹慷慨激昂,纵论天下政治、军事的气概,反过来也对当时的士风有一定的劝诱作用。

忧患意识的巨大影响

范仲淹军事思想的形成,还与在当时北宋中期严重内忧外患情况下范仲淹所产生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的国防意识有关。

综观古今中外的盛世王朝,如无强大的军力和巩固的国防作为保障,太平盛世必为幻梦,安分自守、国富民强、乐享太平皆无可能。国防为民族生存之盾,国防意识是民族生存之魂。然而到了宋代,由于执行守内虚外、重文轻武、休兵息民、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导致了武备废弛和国防虚弱,并最终导致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北宋不能阻止游牧民族铁骑的践踏。

对于北宋来说,对其安全构成主要威胁的是辽与西夏。宋太祖面对北方强大的辽只能“姑存”北汉“以为我屏瀚”。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迁举兵抗宋开始,至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西夏攻破

保安军德靖寨为止,历时148年之久。景德二年(1005年),宋辽“澶渊之盟”后宋与睦邻和平相处几十年。此时,范仲淹却居安思危,透过北宋社会稳定繁荣的表象看到了其背后所隐藏的深重危机,多次上书要求加强国防。

天圣三年(1025年),他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后来,范仲淹在给宰相吕夷简的信中分析,“既而四夷咸宾,忘战日久,内外武帅,无复以方略为言……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讨,朝廷渴用将帅,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不过,此时的范仲淹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军事思想。至天圣五年(1027年),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备戎狄”的军事思想才最终成型。

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对当时北宋重文轻武的做法和日趋衰弱的军事力量表示了深切担忧。范仲淹主张朝廷吸取历史教训,特别是唐末五代动乱最终走向灭亡的深刻教训,励精图治,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国难当头之时,人们的安危意识、国防观念最为强烈。相反,暂时的太平往往会麻痹人们的危机意识,产生懈怠和侥幸心理。因此,在和平年代更要强化国防意识,保持警醒状态。范仲淹在北宋社会较为稳定的时期力求加强边防的精辟论述,揭示了宋初社会安定繁荣表象中所潜藏的严重危机和民族矛盾,揭露了因循守旧、冗兵、冗政、冗官所导致的军力衰弱,对面临异族威胁仍沉浸于短暂和平的北宋王朝敲响了警钟。十几年后,元昊称帝并向北宋大举进兵,范仲淹的担心成为现实,足见其远见卓识。

富国强兵的军事策略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认为,国富兵强乃国防之本。国富不一定兵强,但兵强必定以国富为基础,否则国防即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孙武在《孙子兵法·军形》中提到,兵法的要义在于:土地面积决定粮食产量的多寡;粮食产量的多寡决定作战士兵的数量;作战士兵的数量决定敌我力量对比;敌我力量对比最终决定战争胜负。这些因素环环相扣,追根溯源,土地的多少与产量的多寡乃战争胜负的根本。

纵观中国古代史,军力强大的国家必以发达的经济作为后盾。以秦为例,其强大势力的背后是商鞅变法后迅速提升的国力。为后世所称颂的“汉唐盛世”也是军力强大、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西汉初建时国力衰敞,只能通过与匈奴和亲来换取和平发展时机。经过文景时期的恢复与发展,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实力渐趋雄厚,于是揭开了大规模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这些历史都说明,富国乃强兵之基,强兵乃富国之要。

范仲淹深知“武备之策”须建立在坚实的国力基础之上。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他上书皇太后,提出了厚风化、恢复武举、安不忘危、注重人才、鼓励直谏等强国修武的建议。他在天圣五年的《上执政书》中首先发出了“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的警语,并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治国方针。庆历三年(1043年),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北宋所面临的巨大社会危机,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这些措施的核心就是“富国强兵”。之后,宋仁宗颁布诏令推行“庆历新政”。从范仲淹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其执政过程中始终以富国强兵为基点,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精神正是其富国强兵思想的延续。

在强兵的具体办法上,范仲淹也在《上执政书》中提出了“育将材”“实边郡”“增奇兵”三大措施。如果这三大措施得以实施,“将材既育,边郡既实,师战而不衄,城围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平?纵有骚动,朝廷可高枕矣”。尽管范仲淹富国强兵的思想是好的,提出的措施是积极的,但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已久,没有足够重视和采纳,以致北宋整个国防能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加强。

编辑: 姬艳峰   责任编辑:李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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