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首次教育实践

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商丘网——京九晚报 2020-08-21 16:09

■主讲人

马学庆,本科学历,现任宁陵县史志办主任,宁陵县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商丘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宁陵县政协常委、宁陵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先后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发表论文、文学等各类文章千余篇,著作有《范仲淹与商丘》《寻踪梁园》《古宋七子》《殷宋五泽》《一岭十八岗》《大明名贤吕坤》《宁陵通史》《厚重宁陵》《古葛探源》《己吾考略》《老坚决》《马学庆文集》等十余部。

【阅读提示】

1027年,天圣五年正月,晏殊任应天府府尹。在应天府丁母忧的范仲淹此时受晏殊所请开始掌教应天书院,入府学授徒。至1028年,天圣六年十二月服除离去,范仲淹在应天书院共执教两年。就是这短短两年的时间,范仲淹开始了被称为“出手不凡的首次教育实践”。他用自己杰出独特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使“天下庠序规此而兴”,为整个国家的教育树立了样板。因此,范仲淹也被后人称誉为“我国书院教育的开拓者”,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一个学校能取得教育教学方面的巨大成绩,需要具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要有一批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宁静致远、知行合一的师资队伍,要有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应天书院恰恰具备了这些关键因素。范仲淹身体力行躬耕执教,同时延请名士执教,以此保证书院的教学质量。

范仲淹非常重视兴学设教,一方面是由于戚同文的影响和睢阳学统的熏陶;另一方面是受到晏殊的启发。据《宋史》记载:“殊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

掌教应天书院期间,范仲淹住在书院里,亲自训导生徒。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范仲淹对书院的管理非常严格。他以身作则,常入诸生宅舍以达监督之用,连什么时间读书、什么时间休息都有具体规定。为了能够选出难易适中、与当下社会问题密切结合的题目,他必先自己作文以试。这种认真的教学态度,即便放在今天,依然值得称道。范仲淹重视教师的言传身教,训导与教务合一,目的是要培养出经世致用的士人,以改变学风。正如《上执政书》中所说:“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

范仲淹为振兴应天书院,特别注意师资队伍的建设。他殚精竭虑,极力延揽得力人才主教书院。在晏殊的支持下,对当时的一些硕学名儒,能请则请,能延则延。1028年,天圣六年九月,著名学者王洙在应天书院任讲说已满三年,将被调为贺州主簿。按宋代官制,职官在一地任期满三年,就要调迁一次。但是这次王洙并没有去贺州就任主簿,原因是范仲淹和晏殊极力延请他继续留在应天书院教授诸生。

王洙来自应天府的儒学世家。他的父亲王砺,就是戚同文的高足,就读睢阳学舍并步入仕途。王洙本人“素负文藻,深明经义”,“文词精赡,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缙绅之中,未见其比”。所以,范仲淹对他极力挽留,立刻代晏殊上书朝廷,乞留王洙继续为书院讲说。晏殊对他也“厚遇之”。最终,王洙继续留在书院任教,直到1033年,宋仁宗明道二年, 被荐为国子监说书才离开。

“经世致用”的教育改革

关于教育目标,范仲淹推崇孔子之说,“王者将收其权,必先采人。采人为难,岂无其要?孔子之辨门人,标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语,四曰文学。以四科辨之,思过半矣”。他希望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庙其落,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实”。

作为宋代教育改革的开创者之一,范仲淹以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杰出的实践活动,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拥有一席之地。其教育思想,不仅在宋代教育史上大放光彩,而且有许多内容时至今日仍有现实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有益经验。

作为宋代教育改革的开创者,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如“经世致用”教育模式的改革思想、“宗经”明道的学术变革思想,以及关于教学内容、教育原则和方法、教材安排、教师选拔、道德修养等方面。

在应天书院执教期间,范仲淹所进行的书院改革主要包括慎科举、敦教育,倡导“明体之学”,德行与学问并重,做人与治学结合,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

范仲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实用人才。因此,他注重在文献知识、礼仪制度、从政能力和道德品质等方面教育学生,强调“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况州县之用乎!”在培养人才方面,他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宗经”,也就是劝勉学生尊奉和学习儒家经典,以“六经”作为刻苦学习、练就品格的根本。范仲淹认为,才智出众的人,辅以“六经”之学,就能遵从法律制度,观察安危的征兆,陈述得失的借鉴,辨别是非,明白天下的事理。而让这些尊奉儒家经典的人辅佐君主,就会成就君王的统治。

在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以儒家传统经典为主要科目,通过兴办传播儒家经典的学校来重振儒学权威,改变当时科举专以词赋和墨义取士,而导致的士人追求词藻声律、死背经书的弊端,以培养能通达儒家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

“宗经”明道的学术变革

范仲淹认为在培养人才方面最重要的莫过于“宗经”,即以“六经”作为陶冶品格、增长才能的准绳,而子、史等作为教育内容则是第二位的。

按古代的分类法,学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六经”问世以来,虽传注训诂汗牛充栋,但宋学思潮的倡导者范仲淹、欧阳修等却不满于旧注,欲从“六经”中寻找内圣外王之道。“求道于斯”乃宋儒必然的历史选择。

范仲淹认为,人才的养成要通过学校教育来进行,学校教育须以“六经”之道来教育学生。读书人对“六经”的精深研究,小则可以作为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大则可以用来治国平天下。“宗经”,既关乎教育,又是文章之道,只有泛通“六经”,师圣人之意,才能“道大”,才能服法度、察安危、鉴得失、辨是非,“辅成王道”,也即“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

范仲淹侧重于从政教治国的角度论述“六经”,不为“宗经”而“宗经”,而是突出它“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的社会作用。可见,“宗经”目的在于尚用,文章的作用重在教化,其功能可以敦原文俗,辅佐王道。陈舜命在《说用》云:“六经,之旨不同,而其道同归于用。天下国家所以道其道而民由之,用其用而民从之,非以华言单辞,殊指奥义,为无益之学也。”

范仲淹所言“宗经”,在价值取向上,偏重道德功利、社会价值,与汉扬雄、隋李鄂、唐王勃等人的“宗经”论是一致的,其基本立足点在政治,与刘勰的“宗经”大相径庭。刘勰之“宗经”,也以儒家经典为本,然其侧重点在“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从文章的情、事、义、体式和辞采等方面谈“宗经”的途径,其基本立足点在文学。对于范仲淹专治“六经”的观点,我们可以透过《说春秋序》略为探知。

正是出于这种思想,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执教、讲习过程中始终以《周易》《诗经》和《春秋》等为基本教材,培养学生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运用事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分析和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防微杜渐;做到明礼诚信,合作协和,厚德裁物,自强不息。同时他又引导学生博采诸子百家之所长,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培养书生志存高远、心忧天下的志向。

在掌教应天书院之时,范仲淹倾力于教学事务,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教育制度革新、教学内容、方法的择取以及师德修养方面都有明显建树,良好的教风与学风在应天书院蔚然成风。应天书院也因此成为享誉大江南北的学府和北宋书院制度践行的典范。

编辑: 田戈   责任编辑:李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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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首次教育实践
2020-08-21 16:09   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商丘网——京九晚报   我要评论 

■主讲人

马学庆,本科学历,现任宁陵县史志办主任,宁陵县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商丘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宁陵县政协常委、宁陵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先后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发表论文、文学等各类文章千余篇,著作有《范仲淹与商丘》《寻踪梁园》《古宋七子》《殷宋五泽》《一岭十八岗》《大明名贤吕坤》《宁陵通史》《厚重宁陵》《古葛探源》《己吾考略》《老坚决》《马学庆文集》等十余部。

【阅读提示】

1027年,天圣五年正月,晏殊任应天府府尹。在应天府丁母忧的范仲淹此时受晏殊所请开始掌教应天书院,入府学授徒。至1028年,天圣六年十二月服除离去,范仲淹在应天书院共执教两年。就是这短短两年的时间,范仲淹开始了被称为“出手不凡的首次教育实践”。他用自己杰出独特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使“天下庠序规此而兴”,为整个国家的教育树立了样板。因此,范仲淹也被后人称誉为“我国书院教育的开拓者”,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一个学校能取得教育教学方面的巨大成绩,需要具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要有一批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宁静致远、知行合一的师资队伍,要有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应天书院恰恰具备了这些关键因素。范仲淹身体力行躬耕执教,同时延请名士执教,以此保证书院的教学质量。

范仲淹非常重视兴学设教,一方面是由于戚同文的影响和睢阳学统的熏陶;另一方面是受到晏殊的启发。据《宋史》记载:“殊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

掌教应天书院期间,范仲淹住在书院里,亲自训导生徒。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范仲淹对书院的管理非常严格。他以身作则,常入诸生宅舍以达监督之用,连什么时间读书、什么时间休息都有具体规定。为了能够选出难易适中、与当下社会问题密切结合的题目,他必先自己作文以试。这种认真的教学态度,即便放在今天,依然值得称道。范仲淹重视教师的言传身教,训导与教务合一,目的是要培养出经世致用的士人,以改变学风。正如《上执政书》中所说:“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

范仲淹为振兴应天书院,特别注意师资队伍的建设。他殚精竭虑,极力延揽得力人才主教书院。在晏殊的支持下,对当时的一些硕学名儒,能请则请,能延则延。1028年,天圣六年九月,著名学者王洙在应天书院任讲说已满三年,将被调为贺州主簿。按宋代官制,职官在一地任期满三年,就要调迁一次。但是这次王洙并没有去贺州就任主簿,原因是范仲淹和晏殊极力延请他继续留在应天书院教授诸生。

王洙来自应天府的儒学世家。他的父亲王砺,就是戚同文的高足,就读睢阳学舍并步入仕途。王洙本人“素负文藻,深明经义”,“文词精赡,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缙绅之中,未见其比”。所以,范仲淹对他极力挽留,立刻代晏殊上书朝廷,乞留王洙继续为书院讲说。晏殊对他也“厚遇之”。最终,王洙继续留在书院任教,直到1033年,宋仁宗明道二年, 被荐为国子监说书才离开。

“经世致用”的教育改革

关于教育目标,范仲淹推崇孔子之说,“王者将收其权,必先采人。采人为难,岂无其要?孔子之辨门人,标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语,四曰文学。以四科辨之,思过半矣”。他希望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庙其落,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实”。

作为宋代教育改革的开创者之一,范仲淹以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杰出的实践活动,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拥有一席之地。其教育思想,不仅在宋代教育史上大放光彩,而且有许多内容时至今日仍有现实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有益经验。

作为宋代教育改革的开创者,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如“经世致用”教育模式的改革思想、“宗经”明道的学术变革思想,以及关于教学内容、教育原则和方法、教材安排、教师选拔、道德修养等方面。

在应天书院执教期间,范仲淹所进行的书院改革主要包括慎科举、敦教育,倡导“明体之学”,德行与学问并重,做人与治学结合,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

范仲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实用人才。因此,他注重在文献知识、礼仪制度、从政能力和道德品质等方面教育学生,强调“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况州县之用乎!”在培养人才方面,他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宗经”,也就是劝勉学生尊奉和学习儒家经典,以“六经”作为刻苦学习、练就品格的根本。范仲淹认为,才智出众的人,辅以“六经”之学,就能遵从法律制度,观察安危的征兆,陈述得失的借鉴,辨别是非,明白天下的事理。而让这些尊奉儒家经典的人辅佐君主,就会成就君王的统治。

在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以儒家传统经典为主要科目,通过兴办传播儒家经典的学校来重振儒学权威,改变当时科举专以词赋和墨义取士,而导致的士人追求词藻声律、死背经书的弊端,以培养能通达儒家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

“宗经”明道的学术变革

范仲淹认为在培养人才方面最重要的莫过于“宗经”,即以“六经”作为陶冶品格、增长才能的准绳,而子、史等作为教育内容则是第二位的。

按古代的分类法,学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六经”问世以来,虽传注训诂汗牛充栋,但宋学思潮的倡导者范仲淹、欧阳修等却不满于旧注,欲从“六经”中寻找内圣外王之道。“求道于斯”乃宋儒必然的历史选择。

范仲淹认为,人才的养成要通过学校教育来进行,学校教育须以“六经”之道来教育学生。读书人对“六经”的精深研究,小则可以作为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大则可以用来治国平天下。“宗经”,既关乎教育,又是文章之道,只有泛通“六经”,师圣人之意,才能“道大”,才能服法度、察安危、鉴得失、辨是非,“辅成王道”,也即“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

范仲淹侧重于从政教治国的角度论述“六经”,不为“宗经”而“宗经”,而是突出它“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的社会作用。可见,“宗经”目的在于尚用,文章的作用重在教化,其功能可以敦原文俗,辅佐王道。陈舜命在《说用》云:“六经,之旨不同,而其道同归于用。天下国家所以道其道而民由之,用其用而民从之,非以华言单辞,殊指奥义,为无益之学也。”

范仲淹所言“宗经”,在价值取向上,偏重道德功利、社会价值,与汉扬雄、隋李鄂、唐王勃等人的“宗经”论是一致的,其基本立足点在政治,与刘勰的“宗经”大相径庭。刘勰之“宗经”,也以儒家经典为本,然其侧重点在“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从文章的情、事、义、体式和辞采等方面谈“宗经”的途径,其基本立足点在文学。对于范仲淹专治“六经”的观点,我们可以透过《说春秋序》略为探知。

正是出于这种思想,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执教、讲习过程中始终以《周易》《诗经》和《春秋》等为基本教材,培养学生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运用事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分析和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防微杜渐;做到明礼诚信,合作协和,厚德裁物,自强不息。同时他又引导学生博采诸子百家之所长,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培养书生志存高远、心忧天下的志向。

在掌教应天书院之时,范仲淹倾力于教学事务,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教育制度革新、教学内容、方法的择取以及师德修养方面都有明显建树,良好的教风与学风在应天书院蔚然成风。应天书院也因此成为享誉大江南北的学府和北宋书院制度践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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