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书院与睢阳学统

应天书院

【阅读提示】

因为执教应天书院，范仲淹便与应天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先辈努力的基础上，他不仅逐步使应天书院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还对宋代书院发展及学风的确立有了开创奠基之功。可以说，范仲淹是上承睢阳学统下启庆历学统的关键人物。本期，马学庆将从应天书院的兴衰沉浮入手，为大家讲述范仲淹在应天书院留下的浓墨重彩。

■主讲人

马学庆，本科学历，现任宁陵县史志办主任，宁陵县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商丘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宁陵县政协常委、宁陵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先后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发表论文、文学等各类文章千余篇，著作有《范仲淹与商丘》《寻踪梁园》《古宋七子》《殷宋五泽》《一岭十八岗》《大明名贤吕坤》《宁陵通史》《厚重宁陵》《古葛探源》《己吾考略》《老坚决》《马学庆文集》等十余部。

南都学舍的兴衰

应天书院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并称宋代四大书院，在北宋时位居全国四大书院之首，在文化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应天书院发端于五代，在宋朝正式得名应天书院，又名南都学舍、睢阳学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元代称为睢阳书院，明代改称范文正公讲院，清代又称文正书院。千余年的风风雨雨和辉煌历程，确立了应天书院在中原乃至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南都学舍。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分裂动乱时期。乱世之下，学校教育通常是衰微的。而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乱世中其宫学遭受破坏、摩序失教的状况更为严重。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却直接促成了中原地区私人创办书院之风的兴起。应天书院前身南都学舍由此应运而生。

南都学舍创设于后晋时期。五代后晋时，商丘由宣武军改称归德军。虞城人杨悫“力学勒志，不求闻达”，于天福六年（941年）创立归德军南都学舍，在家乡聚徒讲学。由于得到将军赵直的鼎力相助，南都学舍日益发展起来，建起了藏书楼，继承了唐朝丽正书院藏书的传统。

杨悫办学成绩卓著，培养出一批人才，名儒戚同文便是其中的一位。出生于儒学世家的戚同文自幼父母俱丧，家境贫寒却又聪颖好学，遂拜杨悫为师，“读书累年不解带”。他看到天下动乱，民生涂炭，不愿出仕为官，但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关心，于是取“天下同文”之义，改名同文。他希望国家统一，平时的学习也以此为奋斗目标。杨悫去世后，戚同文秉承师志，得到了将军赵直的支持。赵直在归德军城内筑室数楹，让戚同文聚徒讲学，称睢阳学舍。戚同文为睢阳学舍制定了学规，使睢阳学舍的教学考试颇有章法。

北宋政权建立后，实行开科取士制度。于是，许多文人、士子的思想也发生很大变化，由乱世时期穷居草野、不愿为官转为治世时期的显身扬名、居官从政。这一时期文风日起，大家就学读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形势下，与北宋都城毗邻的睢阳学舍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由于戚同文精通“五经”、学问渊博、执教有方，睢阳学舍逐渐成为一个文化教育中心，“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宋太宗赵匡义太平兴国时期的进士许骧父亲许唐，目不识丁，原居蓟州，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后，携带家资南下，经商汴洛之间，闻戚同文办学有方，遂定居楚丘，送子入学，甚至倾家产而在所不惜。许骧在老师的亲切教诲下，很快便“能属文，善词赋”，后官至兵部侍郎。睢阳学舍成绩斐然，人才辈出，门下弟子登进士、践要位者相继不绝。据宋文莹《玉壶清话》卷一记载：“凡孙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而《宋史·戚同文传》同样记载登第者有五六十人。

正因为这样，一时间睢阳学舍声名鹊起，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而赴宋州求学者绪绎不绝，睢阳学舍的讲学活动被推向高潮。宋州也一时成为京东学人的云集之地，为以后书院的改制奠定了基础。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戚同文去世，学舍的讲学活动一度中断。

两宋时期的应天书院

北宋建都开封后，中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区域，这为应天书院的兴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应天书院逐渐受到宋廷的重视，由私学升为府学，再由府学升为国子监，成为当时全国最高学府之一。再加上名士巨儒讲学其中，人才辈出，书院威望大增，被列为宋初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景德二年（1005年），宋真宗追念宋州是宋太祖“龙兴之地”，升其为应天府。宋真宗即位之初，家资雄厚、藏书丰富的应天府民曹诚“首捐私钱”“请以金三百万”，在府城戚同文讲学旧址重建学含150间，聚书1500卷，之后在此“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曹诚愿把重新恢复的睢阳学舍及其所藏书籍悉数捐给朝廷，并邀请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持睢阳学舍。宋真宗对此大为赞扬，钦命端明殿学士盛度作记，前参知政事陈尧佐题榜，表彰曹诚捐建学舍之举，正式御赐书院额“应天府书院”，署曹诚为书院助教，还在城里立敕赐碑。从此，应天书院成为由应天府幕职官直接“提举”的官方书院。

天圣五年（1027年），晏殊留守南京，延请在家丁母忧的范仲淹掌教书院，书院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天下庠序规此而兴”。明道二年（1033年）十月，宋廷准许应天书院“置讲授官一员”。景祐二年（1035年）十一月，书院改为“应天府学”，又称“南京府学”，官府拨给学田10顷，作为学校经费。至此，应天书院完全纳入官学系列。庆历三年（1043年），宋廷将“应天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其地位更高于一般地方学校，而与东京汴梁、西京洛阳的国子监相互辉映，并列为全国三所最高学府。

可以说，应天书院是典型的民办官助的教育机构。其后期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宋廷的“右文”政策，但也因此失去了书院原有的韵味。随着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南京国子监毁于兵火。在文人、士子纷纷南迁后，中国书院教育的中心也逐渐南移。之后，史书对应天书院在南宋的兴废情况记载甚少，“应天书院邈不可考”。到元代，应天书院得以在原址恢复修建，并改称睢阳书院，也培养了一批人才。明代中叶，“睢阳没于黄河，城迁于北”，书院随之被毁。正德初，城址北迁，知州刘信将书院重建于城之东门内。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蔡瑷以社学改建为书院，仍用应天书院旧名。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归德知府郑三俊在府城东门内建文正书院，又名范文正公讲院。崇祯十五年（1642年），书院毁于兵乱。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商丘知县符应琦田修应天书院。康熙十三年（1674年），知府闵子奇又复修书院，但不久又废。

应天书院在雍正年间得以重建，仍沿用文正书院的名称。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十三日，太平天国军攻入归德城内，将文正书院中的孔子牌位焚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伴随着书院改制的潮流，薛鸿先将文正书院改建为归德府官立中学堂，应天书院的历史到此画上句号。

睢阳学统的传承

学复兴为前导，由韩愈、李翱开启的将儒学思想由外转而向内，援佛道以证儒理，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创建的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由于这个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所以又被称为“理学”。

宋学倡导义理之学，突破汉唐经传训话、章句注疏的传统，追求心性修养，以求明体达用、经世致用、外王内圣的统一，具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博大精深，蕴含广大，学派众多，以儒学为宗，整合儒释、兼容佛道的万千气象，被称为“新儒学”。宋学的兴起与书院密切相关。应天书院是宋初贡献最大的一个儒学复兴发源地。因该地旧称睢阳，故人称书院创始人戚同文为睢阳先生，又称应天书院为睢阳书院。在宋代的儒学中，同文之学即称为睢阳学统。睢阳学统是庆历学统四起之前的第一学统。范仲淹便是上承睢阳学统下启庆历学统的关键人物。

范仲淹是睢阳学统之正传，为戚氏弟子中唯一入正史别立一传及《宋元学案》中独立立案者。范仲淹在大中祥符四年“依戚同文学”，至大中祥符八年举进士及第，在应天书院5年苦读，得睢阳之正传。范仲淹一生行谊实根基于睢阳之学。范仲淹晚年守杭州时，子弟们知他萌有退志，请求为他治第洛阳以为养老之地。他不予认可，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其思想和语言与戚同文如出一辙。

在范仲淹创作并常自诵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18年前，他在应天书院掌教时所作《南京书院题名记》中已有“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之句，可见其为睢阳血脉的秉承和光大。范仲淹又有《睢阳学舍述怀》诗，说正是睢阳之学使他充满“但使斯文天未丧”的儒者情怀，培养了他学以用世“泽民”和复兴儒家理乐文教的志向和使命感。

范仲淹继承、发展和豁显了睢阳学脉。而应天府之学正赖此得以光大传世。所以后来《宋元学案》将范仲淹之学标识为“睢阳所传”。

编辑： 田戈   责任编辑：李瑾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