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论学多交游

临淄齐国故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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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钘是战国时期诸子之一，稷下学宫为其搭建了人生的舞台，稷下学术成为其学术之机缘。齐国在稷下学宫成立之初便为居于此的学者们“设大夫之号”，即虽然没有大夫的正式职务，没有通常的政治权力，却在经济和地位上与大夫享有同等的优待。在这个开放式的学术天堂，来自各地的学者可以自由著书立说，不同学术观点可以反复争辩，出现了“各著书言治乱”的氛围。各派学者之间，同一学派之内，先生与先生之间，先生与学生之间，都在不断进行论争，其结果便如刘向《别录》所云“胜者不失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诞生了宋钘的融合各家的学术思想。

稷下学宫产生了稷下学术，也成就了宋钘；宋钘既游于稷下学宫，又丰富了稷下学术。倘若宋钘没有活跃于稷下学宫，那么宋钘或许也就不成为宋子了；倘若稷下学宫没有宋子，那么稷下学术当然也就缺少了一个稷下学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对稷下学宫的意义和价值，作了以下评价：“这稷下学宫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似乎是一种研究院的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也正是在稷下学宫讲学论道的过程中，宋钘与诸子有了更多的交流交游，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周行天下携尹文 上说下教谓之道

在临淄的齐文化博物馆中，笔者于稷下学宫展厅部分，了解了道、儒、墨、名、法、农、纵横、阴阳、小说诸家在此谈学论道、自由争鸣、多元融合的情形。参观的游人、学子在一幅幅画图、一尊尊塑像前驻足，倾听着导游的讲解，了解了这座昔日尊贤养士、研学鼎盛的集高等大学堂、社会科学研究院、政治参议院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学宫的兴起与发展。笔者也在感悟之间，追寻着宋钘昔日在这里“聚人徒，立师学，成文典”的宏业，怀想着他与尹文子论学并“周行天下，上说下教”的情怀。

庄子在《天下》篇将宋钘与尹文并列，刘向《别录》言尹文“与宋钘俱游稷下”，郭沫若将两人学说称之为宋尹学派。“尹文子者，与宋钘、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公孙龙称之。”（《尹文子·序》）历史学家李学勤指出：“彭蒙、宋钘之年较长，田骈以及尹文从之游，所以《天下》有田子学于彭蒙之说……宋钘、尹文的关系，大约与彭蒙、田骈相似，在师友之间。”（《〈管子·心术〉等篇的再考察》）尹文较多继承宋钘的思想，在宋钘“援儒、墨入道”学风之上，进一步融入稷下名、法之学，着重发展形名、法术理论，以“大道容众，大德容下”（《说苑·君道》）之精神融合各家之说，形成“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的思想体系。

尹文继承了宋钘宗老子道论之学统，倡导“形名论”。宋钘认为，“虚之无形谓之道”（《心术上》），“道者，天下行之，不闻不足”（《白心》）。尹文认为，“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者也，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道不足以治，则用法”（《尹文子》）。尹文继承了宋钘其他思想，《尹文子》云：“接万物使分，别海内使不杂。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前两句为对宋钘“别宥”之发挥，后者则响应“见侮不辱”“寝兵”之说。《庄子·天下》称宋尹二子为“救世之士”，他们同主张“毋持富”“毋倚贤”，告诫君王关心民间疾苦。宋钘一派喜借寓言、好引谚语为说，如《去宥》《去尤》《白心》。《尹文子》中亦有上述特色，有“宣王好射”“魏田父得宝玉”等寓言，有老子、田骈、彭蒙之语及“语曰”等谚语。

彭蒙一派交稷下 论学辩说求真知

之治，独治也；圣法之治，无不治矣。”此时，“宋子犹惑”，询问田骈，田骈说：“彭蒙说得很有道理。”为了让宋钘更好地理解，彭蒙还给他讲了“庄里丈人”“康衢长者”“周人怀璞”三个故事。

从上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宋钘、尹文与彭蒙、田骈曾在一起共享学术生活。先秦道家学派，在《庄子·天下》中被分为三派：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彭蒙一派“公而不党，易而无私”，“齐万物以为首（道）”。《天下》将彭蒙一派置于宋尹学派之后，可以推知二者之学既有根本性的差异，亦有一定的关联。宋钘不仅与彭、田论学，还曾影响慎到思想。慎到为宋钘晚辈，年世与尹文近，受宋钘思想影响，并与尹文多所交流。如《慎子》中“弃知去己”主张受宋钘“别宥”说影响；宋钘与慎到的著作中皆见“礼”“法”并论，但慎到更强调法的功效；宋钘有“静因”之说，而慎到有“贵因”之论等，皆有联系。与宋钘交往的彭蒙、田骈、慎到也见证了稷下学宫的兴衰，“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标志稷下学宫的衰落。

宋钘一生之幸运，乃恰逢齐国稷下学宫之兴建。这里是战国时代的学术集散地，也成为了各种思想孕育的温床，更成为了百家争鸣的园地。宋钘在这里“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从事学术与教育活动，其学术成长于斯，成熟于斯，于斯为盛。《尹文子》曾记载宋钘在稷下与田骈、彭蒙讨论“圣人之治”与“圣法之治”的情形。田骈问：“尧时社会太平，这是为什么？”宋钘说：“这是圣人治理的结果。”彭蒙说：“这不是圣人治理的结果，而是圣法治理的结果。”宋钘反问道：“圣人之治与圣法之治有什么区别呢？”彭蒙答说：“圣人之治，其令出于自己；圣法之治，其令出于公理。以自己的意志为理，就是以自己的意志否定公理；以自己的意志去适合公理，就是用公理否定自己。故圣人

交集荀子有争鸣 孙卿尊称子宋子

宋钘在稷下著书立说，广泛交游，不治而议论，参与辩论与争鸣，既完成了学宫所赋予的使命，又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在学术活动方面，他打破门户之见，博采众长成己所长，既秉承黄老思想，又融儒道墨名法合一，由此树立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在稷下时，他还与历史上另一位提倡“性恶论”的学术大师荀子产生了交集，荀子在其著作《正论》中尊称宋钘为“子宋子”，并就一些学术论点对宋钘进行了批判。学者廖明春说：“宋钘在稷下学宫是前辈，名气大，门徒又多。荀子为祭酒时，宋钘虽已不在稷下了，但其影响却仍很强大。荀子一面以宋钘之说‘不合先王之法’，要在稷下诸生中肃清其流毒；一面又从宋钘的年辈和影响出发，有意按稷下诸生的口吻，称为子宋子。”（《〈荀子〉各篇写作年代考》）

时曾“三为祭酒”，在稷下之声望极隆。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著名学者钱穆在考订宋钘年世时曾指出，《正论》屡称“今子宋子”之言行，认为“足证荀卿著书，宋钘犹在”。荀子对宋钘“见侮不辱”“清心寡欲”的思想提出批评，“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正论》），称其为“小说珍家”“乱莫大焉”，建立一套节欲及荣辱的理论。同时，荀子对心性的探讨又受到宋钘的启发，采用了宋钘一派相近的术语及概念如“心术”“心容”“虚壹而静”“解蔽”“正名”，但将之转化，并融入到慎到一派法家立法、定分、顺势之说，形成其理法理论。

编辑： 姬艳峰   责任编辑：李瑾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