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一百二十五

商丘剿匪记

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商丘网—京九晚报 2019-01-25 07:14

【阅读提示】

受《乌龙山剿匪记》《林海雪原》等经典影视剧的影响,大众往往以为土匪只存在于深山老林和边远山区之中。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解放前,土匪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商丘也不例外。1949年2月商丘地委建立后,土匪、会门(旧时反动迷信的组织)在全区的活动还甚为猖獗,暗杀、抢劫、绑架、暴乱事件频频发生,威胁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严重干扰了各项工作的开展。所以,“ 剿匪反特”就成了商丘全区1949年必须面对的艰巨又迫切的任务。

土匪势力甚为猖獗

有这样一组数字可以说明当时土匪势力的猖獗。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后的商丘地区共有小股土匪数十股,大股十数股,有千余人;加上散匪、潜匪共六七千人;有名的匪首有柘城的刘学义、田邪子,民权的谢传甲、赵子和,睢县的吴兆林,夏邑的刘存义、丁狗子、韩承祥,虞城的宋德新、刘德修、丁天锡,商丘的雷震、大黑脸、周大麻子,宁陵的黄凤明,砀山的张宝全等。

这些土匪杀人越货为害一方。仅商丘县从1948年11月解放至1949年3月,土匪就杀害群众22人,打伤7人,打死乡长1人、保长1人、军属1人,牵牛88头、驴16头。城关与朱集车站间不断发生土匪抢劫事件。

商丘地区在解放初期土匪之所以如此众多,和自身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

商丘地区处于苏鲁豫皖4省的接合部,自古以来天灾人祸不断,社会秩序紊乱,历史上就是个多匪多会门的地带。而且当时反动势力还未全部消灭,国民党败退时遗留下一批特务,他们控制土匪勾结会门,并得到地主恶霸等旧势力的支持和掩护,即所谓“三位一体”,相互依存帮衬,使得势力日炽。加上刚解放尚未结束完全混乱状态,也给匪特活动以可乘之机。

活跃在商丘地区的土匪以惯匪为多数,他们常年以抢劫为职业,多由地痞构成。解放前后,这类土匪中还包括一部分过去有恶迹的土顽。他们往往和政治土匪有联系,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像睢县、民权的吴兆林、谢传甲,虞城的丁天锡,商丘县的大黑脸等人,均是当地无赖。他们手中有枪,拉起一帮人以抢动为职业长期骚扰伤害群众,解放后又与人民政权为敌。

由国民党溃散的地方武装,以及其正规军中的游兵散勇组成的土匪,一般武器较多较好,且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他们乘新政权立足未稳,又纠合原来的国民党基层军政人员和特务,形成流窜的股匪。这些土匪有明确的、反动的政治目的,破坏性很大。像虞城的股匪首领宋德新,曾任国民党砀山常备队连长,后在铁道两侧拉杆为匪,活动于夏砀虞边境。另外,党内部有个别干部、战士和民兵,因经不起考验或本质不纯而蜕化变质、叛变投敌,最后也沦为土匪,为害一方。

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运动

面对土匪猖獗带来的巨大威胁,成立不久的中共商丘地委成立于1949年3月20日、4月14日连续发出反匪特的重要指示,明确基本方针为: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军事斗争为辅,反匪特反会门同时进行,分区域清剿土匪,重点对付会门。

为保证剿匪力量,商丘军分区为全区训练了3.6万余人的半正规武装,还抽调两个团参加剿匪。各县也组织了质量较高的武工队、便衣队,加上原有的县大队及区乡武装,组成了全区剿匪的中坚力量。与之同时,地委还组织近200人的工作队,到商丘县西部进行发动群众剿匪反霸的试点(即西工作队)。

在地委和军分区的直接领导下,全区的侧运动于1949年3月20日正式开始。至6月底,全区共计俘虏土匪198人、会匪205人、国民党残余地方武装61人;缴获步马枪826支、短枪140支、重机枪1挺、掷弹筒3个、六〇炮3门、迫击炮1门、各种子弹8520发,剿匪工作初见成效。但是,由于地区当时主要精力忙于迎送大军过江的工作,各剿匪力量之间不能协调动作,再加上剿匪时战术单一,给敌人留下了可乘之隙。

对于剿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商丘地委在商丘地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作了检查和自我反省。会议一结束,民睢宁、夏虞两个工委、指挥部即开始工作。7月20日,商丘地区又组织了由地委书记郑华主管,地委宣传部长丁希凌任队长,团地委书记孟庆才任副队长的工作队(即东工作队)。这支工作队于7月31日奔赴商丘县城以东的平台区申楼、孙菜园一带,与原西工作队相互配合,共同开展剿匪反霸的试点工作。经过十数天的时间,东、西工作队大体上解决了土匪问题,进一步解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使运动更有力开展。

9月7日,省委就剿匪反霸工作对商丘地委作出指示。商丘地委于9月16日至23日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各县反霸重点区区委书记、夏虞工委、民睢宁工委及地委东、西工作队负责人会议,利用8天时间,在总结全面清剿工作的基础上,认真研究重点反霸的问题,决定按照省委指示,贯彻发动群众、全面清匪、重点反霸的方针,组织力量,形成群众运动高潮。

会后,商丘全区很快组织起3.1万余人的农民队伍,以商丘县为重点,东、西两剿匪工委区及睢县、民权为附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运动。西工作队的试点反霸清算运动9月份结束,面上剿匪反霸全面铺开。东工作队在10月也完成了试点反霸清算任务。至1949年年底,商丘基本上完成了党代会提出的剿匪反霸中心任务。全区大小匪首800多人,除极少数远逃外,绝大多数或被击毙,或被镇压,或被逮捕归案,或缴枪投降。半年之内,全区共捉土匪3243人,悔过自首3562人,击毙170人,关押2159人;捉会匪142人,悔过自首6991人;收缴枪支5270支,小炮20门,子弹200余万发,炮弹390发。

至此,商丘地区剿匪反霸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保卫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以新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采访提供帮助)

匪特活动的巨大危害

商丘地区的匪特活动方式多种多样,危害明显。他们惯于利用县、区、乡接合部进行活动,一般夜聚明散,有时夜聚明也不散,而是隐蔽村头,严密封锁消息。他们时分时合,游击跳动。一些小股土匪在区乡接合不严的地方钻来钻去;少数零星散匪经常在区乡交界地带及大道两旁隐蔽活动。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都设有匪窝,如商丘的李口,夏邑的杨集等地都设有匪窝。土匪常以匪窝为据点在周围一带控制群众,封锁消息,称霸一方。

土匪势力还会利用和控制会门谣言惑众煽动闹事。刚解放时,商丘地区会门派别很多,大体有圣贤道、一贯道、九宫道、老母娘、快门、坎门、高门等,仅宁陵就有13种会门。这些会门大都被匪特打入和利用,成为匪特、会门相结合的反革命武装。他们利用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和祈福祛灾的心理,宣传“劫日将临,刮黑风,下黑雨,人死大半,入会可以免宰”,说什么“去了口中口(指日本),来了天上天(指美国)”,“美国就要出兵,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还说什么“民国三十八,地主回了家,民国三十九,中央八路都没有”,“何时刀兵动,就在三四月”。宁陵的会门还做好红缨枪、佛衣、杏黄旗准备暴动;砀山的坎门积极准备枪弹,扬言于三七月动手;夏邑的土匪结合会门200余人暴乱未遂。

一些土匪打入区乡武装部门,威吓群众甚至软硬兼施拖党内人员下水。个别本质不纯或意志薄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当了内奸,为土匪效命。商丘站集区发生会门暴动得到了内奸的内应;夏邑仲楼乡公所遭匪袭击,是由内奸唐天中勾引匪徒所致;民权城关区队准备于1949年7月23日夜拖枪叛变(未遂),龙塘区队由于土匪打入导致了第三班战士叛变事件。

这些土匪所到之处,暗杀抢劫,绑架奸淫,袭击骚扰,破坏交通,毁坏资财,不仅严重危害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而且危及新生政权的巩固。五十军驻朱集部队的一个干部被土匪杀害;民权的一个区,夏邑的一个乡,砀山的三个区(乡)遭到土匪袭击,损失很大;土匪还极其凶残地报复参与剿匪的村干部,夏邑曹口村有两任村长被土匪勒死抛尸井内;某老区一个村庄,一夜之间村中妇女全部被奸污;夏砀一带的火车站短时间内遭到4次抢劫,数十里的电线被割掉;朱集弹药库被引爆,损失炸弹万余枚,炮弹千余发,炸药数十市斤;小坝至民权的军用线屡遭破坏,使军运和支前严重受阻。

编辑: 田戈   责任编辑:李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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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剿匪记
2019-01-25 07:14   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商丘网—京九晚报   我要评论 

【阅读提示】

受《乌龙山剿匪记》《林海雪原》等经典影视剧的影响,大众往往以为土匪只存在于深山老林和边远山区之中。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解放前,土匪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商丘也不例外。1949年2月商丘地委建立后,土匪、会门(旧时反动迷信的组织)在全区的活动还甚为猖獗,暗杀、抢劫、绑架、暴乱事件频频发生,威胁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严重干扰了各项工作的开展。所以,“ 剿匪反特”就成了商丘全区1949年必须面对的艰巨又迫切的任务。

土匪势力甚为猖獗

有这样一组数字可以说明当时土匪势力的猖獗。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后的商丘地区共有小股土匪数十股,大股十数股,有千余人;加上散匪、潜匪共六七千人;有名的匪首有柘城的刘学义、田邪子,民权的谢传甲、赵子和,睢县的吴兆林,夏邑的刘存义、丁狗子、韩承祥,虞城的宋德新、刘德修、丁天锡,商丘的雷震、大黑脸、周大麻子,宁陵的黄凤明,砀山的张宝全等。

这些土匪杀人越货为害一方。仅商丘县从1948年11月解放至1949年3月,土匪就杀害群众22人,打伤7人,打死乡长1人、保长1人、军属1人,牵牛88头、驴16头。城关与朱集车站间不断发生土匪抢劫事件。

商丘地区在解放初期土匪之所以如此众多,和自身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

商丘地区处于苏鲁豫皖4省的接合部,自古以来天灾人祸不断,社会秩序紊乱,历史上就是个多匪多会门的地带。而且当时反动势力还未全部消灭,国民党败退时遗留下一批特务,他们控制土匪勾结会门,并得到地主恶霸等旧势力的支持和掩护,即所谓“三位一体”,相互依存帮衬,使得势力日炽。加上刚解放尚未结束完全混乱状态,也给匪特活动以可乘之机。

活跃在商丘地区的土匪以惯匪为多数,他们常年以抢劫为职业,多由地痞构成。解放前后,这类土匪中还包括一部分过去有恶迹的土顽。他们往往和政治土匪有联系,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像睢县、民权的吴兆林、谢传甲,虞城的丁天锡,商丘县的大黑脸等人,均是当地无赖。他们手中有枪,拉起一帮人以抢动为职业长期骚扰伤害群众,解放后又与人民政权为敌。

由国民党溃散的地方武装,以及其正规军中的游兵散勇组成的土匪,一般武器较多较好,且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他们乘新政权立足未稳,又纠合原来的国民党基层军政人员和特务,形成流窜的股匪。这些土匪有明确的、反动的政治目的,破坏性很大。像虞城的股匪首领宋德新,曾任国民党砀山常备队连长,后在铁道两侧拉杆为匪,活动于夏砀虞边境。另外,党内部有个别干部、战士和民兵,因经不起考验或本质不纯而蜕化变质、叛变投敌,最后也沦为土匪,为害一方。

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运动

面对土匪猖獗带来的巨大威胁,成立不久的中共商丘地委成立于1949年3月20日、4月14日连续发出反匪特的重要指示,明确基本方针为: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军事斗争为辅,反匪特反会门同时进行,分区域清剿土匪,重点对付会门。

为保证剿匪力量,商丘军分区为全区训练了3.6万余人的半正规武装,还抽调两个团参加剿匪。各县也组织了质量较高的武工队、便衣队,加上原有的县大队及区乡武装,组成了全区剿匪的中坚力量。与之同时,地委还组织近200人的工作队,到商丘县西部进行发动群众剿匪反霸的试点(即西工作队)。

在地委和军分区的直接领导下,全区的侧运动于1949年3月20日正式开始。至6月底,全区共计俘虏土匪198人、会匪205人、国民党残余地方武装61人;缴获步马枪826支、短枪140支、重机枪1挺、掷弹筒3个、六〇炮3门、迫击炮1门、各种子弹8520发,剿匪工作初见成效。但是,由于地区当时主要精力忙于迎送大军过江的工作,各剿匪力量之间不能协调动作,再加上剿匪时战术单一,给敌人留下了可乘之隙。

对于剿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商丘地委在商丘地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作了检查和自我反省。会议一结束,民睢宁、夏虞两个工委、指挥部即开始工作。7月20日,商丘地区又组织了由地委书记郑华主管,地委宣传部长丁希凌任队长,团地委书记孟庆才任副队长的工作队(即东工作队)。这支工作队于7月31日奔赴商丘县城以东的平台区申楼、孙菜园一带,与原西工作队相互配合,共同开展剿匪反霸的试点工作。经过十数天的时间,东、西工作队大体上解决了土匪问题,进一步解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使运动更有力开展。

9月7日,省委就剿匪反霸工作对商丘地委作出指示。商丘地委于9月16日至23日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各县反霸重点区区委书记、夏虞工委、民睢宁工委及地委东、西工作队负责人会议,利用8天时间,在总结全面清剿工作的基础上,认真研究重点反霸的问题,决定按照省委指示,贯彻发动群众、全面清匪、重点反霸的方针,组织力量,形成群众运动高潮。

会后,商丘全区很快组织起3.1万余人的农民队伍,以商丘县为重点,东、西两剿匪工委区及睢县、民权为附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运动。西工作队的试点反霸清算运动9月份结束,面上剿匪反霸全面铺开。东工作队在10月也完成了试点反霸清算任务。至1949年年底,商丘基本上完成了党代会提出的剿匪反霸中心任务。全区大小匪首800多人,除极少数远逃外,绝大多数或被击毙,或被镇压,或被逮捕归案,或缴枪投降。半年之内,全区共捉土匪3243人,悔过自首3562人,击毙170人,关押2159人;捉会匪142人,悔过自首6991人;收缴枪支5270支,小炮20门,子弹200余万发,炮弹390发。

至此,商丘地区剿匪反霸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保卫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以新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采访提供帮助)

匪特活动的巨大危害

商丘地区的匪特活动方式多种多样,危害明显。他们惯于利用县、区、乡接合部进行活动,一般夜聚明散,有时夜聚明也不散,而是隐蔽村头,严密封锁消息。他们时分时合,游击跳动。一些小股土匪在区乡接合不严的地方钻来钻去;少数零星散匪经常在区乡交界地带及大道两旁隐蔽活动。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都设有匪窝,如商丘的李口,夏邑的杨集等地都设有匪窝。土匪常以匪窝为据点在周围一带控制群众,封锁消息,称霸一方。

土匪势力还会利用和控制会门谣言惑众煽动闹事。刚解放时,商丘地区会门派别很多,大体有圣贤道、一贯道、九宫道、老母娘、快门、坎门、高门等,仅宁陵就有13种会门。这些会门大都被匪特打入和利用,成为匪特、会门相结合的反革命武装。他们利用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和祈福祛灾的心理,宣传“劫日将临,刮黑风,下黑雨,人死大半,入会可以免宰”,说什么“去了口中口(指日本),来了天上天(指美国)”,“美国就要出兵,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还说什么“民国三十八,地主回了家,民国三十九,中央八路都没有”,“何时刀兵动,就在三四月”。宁陵的会门还做好红缨枪、佛衣、杏黄旗准备暴动;砀山的坎门积极准备枪弹,扬言于三七月动手;夏邑的土匪结合会门200余人暴乱未遂。

一些土匪打入区乡武装部门,威吓群众甚至软硬兼施拖党内人员下水。个别本质不纯或意志薄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当了内奸,为土匪效命。商丘站集区发生会门暴动得到了内奸的内应;夏邑仲楼乡公所遭匪袭击,是由内奸唐天中勾引匪徒所致;民权城关区队准备于1949年7月23日夜拖枪叛变(未遂),龙塘区队由于土匪打入导致了第三班战士叛变事件。

这些土匪所到之处,暗杀抢劫,绑架奸淫,袭击骚扰,破坏交通,毁坏资财,不仅严重危害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而且危及新生政权的巩固。五十军驻朱集部队的一个干部被土匪杀害;民权的一个区,夏邑的一个乡,砀山的三个区(乡)遭到土匪袭击,损失很大;土匪还极其凶残地报复参与剿匪的村干部,夏邑曹口村有两任村长被土匪勒死抛尸井内;某老区一个村庄,一夜之间村中妇女全部被奸污;夏砀一带的火车站短时间内遭到4次抢劫,数十里的电线被割掉;朱集弹药库被引爆,损失炸弹万余枚,炮弹千余发,炸药数十市斤;小坝至民权的军用线屡遭破坏,使军运和支前严重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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