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姓氏探秘

91 吕姓哲人（2）

吕坤上的《忧危疏》还说：“以采木言之。丈八之围，非百年之物。深山穷苦，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瘴疠死者无论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难移，倘遇险阻，必成伤殒。蜀民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对采矿一事，他说：“朝廷得一金，郡县费千倍。”他在疏中还向朝廷发出“奸臣当道，举朝无犯颜逆耳之人，快在一时，忧贻他日”的警告。在边防上，他高瞻远瞩，提出：“倘倭夷取而有之，籍众为兵，就地资食，进则断我漕运，退则窥我辽东。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国家大忧也。”还提到“抄没法重，株连数多”的祸国殃民问题：“诬以多赃，则互连亲识。宅一封而鸡豚大半饿死，人一出则亲威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严，兵番搜苦，少年妇女，亦令解衣。臣曾见之，掩目酸鼻。”他指责万历皇帝：“陛下不视朝久，人心懈弛已极，奸邪窥伺已深，守卫官军不应故事……章奏不答，先朝未有。”（《明史·卷二二六》）还说，“臣观陛下……不知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君欲富则天下贫，天下贫而君岂独富？今民生憔悴极矣，乃采办日增，诛求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臣老且衰，恐不得复见太平……”

没有舍得一身剐的精神，是不敢这样上疏的。

然而，奸臣当道，吕坤的奏疏不但疏入不报，而且又遭张位、戴士衡等人的诬劾。赤心报国的吕坤看透了朝廷的黑暗和无所作为，自己又无能为力，便愤然称病辞朝，回到故乡宁陵，结束了他二十多年的做官生涯。但他无怨无悔。他在自撰的《墓志铭》中写道：“非日用不谈……非切民生国计不讲。”贤德至死如一，可见其品质之高尚。

他在《呻吟语·治道》中提出了“立君为民”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奈何以我病百姓！”他用墙基与墙身、树根与树身的关系进行比喻，说明民心、民意决定着君主的安危。可惜他的思想没能变成朱明王朝君主的思想。

嘉靖、万历时代，物欲横流，人忘羞耻。他痛感这种社会状况的危险，想重树社会道德，痛切地指出“五刑不如一耻”（《呻吟语·治道》）。建议君主和各级官吏带头建立良好的道德规范。这样精到而尖锐的建议，实在是治理当时社会的良方。

吕坤不相信“命由天定”，认为“人定胜天”。他从唯物主义的“元气”论出发，认为春夏秋冬、雨旱风雷是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所造成的自然现象，绝不是什么天威所至。在当时他所批判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他超越时代，为解放人类思想树立了一面旗帜。

吕坤是一位方正质朴、学识渊博的哲学家，富贵贫贱不计于心，荣辱得失不萦于怀。他在《呻吟语·修身》中说：“我身原无贫富贵贱得失荣辱字, 我只是个我，故富贵贫贱得失荣辱如春风秋月，自去自来，与心全不牵挂，我到底只是个我。夫如是，故可贫可富, 可贵可贱, 可得可失, 可荣可辱。今人唯富贵是贪，其得之也必喜, 其失之也如何不悲？其得之也为荣，其失之也如何不辱？全是靠着假景作真身，外物为分内。此二氏之所笑也，况吾儒乎？吾辈做工夫，这个是第一。”

吕坤61岁归隐故里，杜门谢客，授徒讲明心学，以继往开来为己任，一时名士云集，宁陵成为名儒交流要地。学者称他“所著述，多出新意”。他一生有很多著作，都不侈语精微，不虚谈高远，只以躬行实践为本，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呻吟语》。

《呻吟语》是吕坤呕心沥血30余载完成的、闪耀着唯物史观光芒、开启了明清救世启蒙思潮先河的名著，先后被翻译成20多个国家文字出版发行。他在原序中称：“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择其狂而未甚者存之”。他的《呻吟语》中有著名的“五不争”：“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争之味。人问之，曰：‘不与居积人爭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人争名，不与简傲人争礼节，不与盛气人争是非。’”

商丘吕姓出了吕坤这么一位伟大的哲人，是中国吕姓的骄傲，从而也反映出商丘丰厚的优秀历史文化积淀。 （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