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和“愚”的界限

孔夫子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这里的“知”就是“智”字。意思是“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是改变不了的。”问题在于：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如何界定。人称“奇才”的清代藏书家孙星衍解释：上知为“生而知之”，下愚谓“困而不学”。如此说来，连孔夫子也算不上智者，因为他自己明确表示：“我非生而知之者。” 而且，“困而不学”也不好把握：“学”什么、如何学？

在我的电脑桌面上，一条山东大众网的新闻已经存了半年多，每次阅读都想流泪：来自山东临沂的农民工们，春节一过就到杭州打工：安装监控线缆。他们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开工，下午5点半下班。只有午餐时能休息一会儿。他们每人各带了2元一斤的山东煎饼60斤，夹上大葱就是主食，一顿中饭吃掉半斤煎饼，才花一块钱。煎饼还会配上老家带的黄豆辣椒酱。豆酱是干团团，便于携带。煎饼很干，放进冰箱不易变质。所以，还得备上一个大水杯解解渴。56岁的鲁师傅表示，打工图的就是赚钱，天天吃煎饼也不腻。晚上回宿舍能换换口味，吃自己下的面条。

农民工兄弟不是不想“学”，“知识就是力量”，读书改变命运，他们一定明白。但是，“学”的前提是先要吃饱肚子，进而养家糊口。

所以，“带大饼打工”的办法虽然原始，几乎可谓“愚蠢的节约”，却是闪烁着心酸的智慧。这是不必“教”的“学”，目的简单至极，就是摆脱贫困的“困”。

相比之下，有些貌似“上智”的“成功人士”就涉嫌缺乏常识地愚蠢——精明与蠢笨常常只有一张纸的距离。比如被判死缓的谷俊山，能够在濮阳老家用地道连通其“将军府”，却愚蠢到在衣袋里装一块桃木板，以为就可以“逃”过法网。再比如上周的新闻：辽宁铁岭原常委魏俊星，想升市委书记，先后送给骗子2000万元，仅仅因为“对方声称认识中央某单位领导，办此事没问题”。遥想不太远的此前，原铁道部长刘志军，为了“捞出来”已经“出事”而有可能牵连到自己的下属，同样也是花钱到北京疏通，结果照样“上当受骗”，1000多万元打水漂。而且，此类事情常常见诸于媒体，只是数目没有魏、刘之辈燃烧眼球。

诸位一定会问：“欲令智昏”到愚蠢的程度，是不是“有病”？窃以为是“聪明过头”就是病：忘记了党纪国法，忘记了后果严重，忘记了骗术套路，忘记了生活常识——魏俊星急急忙忙开车送钱给骗子之际，已经是“八项规定”实施后将近一年，这样傻瓜的“飞蛾扑火”，一方面说明这位前常委对于党纪党规视若罔闻，另一方面说明其受贿或搜刮民脂民膏“术业有专攻”，来钱容易。对比农民工与“原常委”，我们说：“愚”得老实、“愚”得认真，就是智慧。而“智”到官迷心窍，“智”到不讲常识、铤而走险，就是地地道道的“愚”。毛主席当年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年少的吾侪似懂非懂；如今，经历了历史转型期的一些事情，这才明白：“智”和“愚”的界限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拒绝愚蠢的要义就是尊重常识，守住为人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