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商丘的“范公精神”历久弥新

范国强领诵、10万人同城吟诵《岳阳楼记》。

出席第六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交流会的商丘代表。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970年前的“时（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58岁的范仲淹应朋友滕子京之约，写下全文360多个字的千古雄文《岳阳楼记》。

970年后的2016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十五），就在“巴陵胜状”的洞庭湖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岳阳楼前，由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范仲淹30世孙范国强先生领诵、岳阳市10万人同城吟诵《岳阳楼记》，宛如洪钟轰鸣。

与此同时，第六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交流大会也在《岳阳楼记》描绘的这个地方隆重开幕。来自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日本学习院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大学教授来了，来自湖南、江苏、河南、甘肃、浙江、山东等国内20个省市的代表来了，一个主会场五个分会场，两天时间合计整整100人次的范仲淹学术研究报告密集亮相，令人目不暇接。

因应天书院与范仲淹一生渊源深厚的商丘更是组成“亲友粉丝团”来了，而且带着“范仲淹与商丘”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来了，孙纲、郭文佳、马学庆、张学勇、韩世伟、盛朝新等6位范公“超粉”在不同会场做了8场报告，向国内外学术界发出范仲淹研究的商丘声音。

“范公精神”是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的完美结合

记者纵览这次学术交流大会上宣读的近100篇范仲淹学术研究成果，一个似乎是老生常谈却又不断推陈出新的核心主题，让人热血沸腾，那就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炼而且一生躬身践行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境界、大情怀。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范国强教授在以《“范公精神”的哲学内涵与核心价值探析》为题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范仲淹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的道德文章、思想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仁人志士为祖国、为人民奋斗不息，“范公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范仲淹生活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个“轴心”时代——北宋，他融释道精华于儒，创立新儒学，后发展成宋学；他运用哲学思想指导社会实践与政治变革，成为中国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范国强说，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展现的精神世界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仿佛是一种“出世哲学”；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的是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分明又是一种“入世哲学”。入世和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立一样，但范仲淹以“入世”的执着和“出世”的超脱，走过了64年人生历程，“范公精神”恰恰是在这两极对立中寻求到一种完美的结合。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感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需要，这种需要就是系统的、平衡的、充满辩证哲理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而先忧后乐的“范公精神”正是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的完美结合。

来自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王瑞来先生在演讲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一种人品的期许，一种行为的道德要求，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贡献给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在日本，三大名园之一，就是后乐园。我们需要虔诚地对待我们的祖先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先忧后乐的“范公精神”根植商丘

范仲淹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被誉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研究范仲淹，就要研究他的一生……而现存于世的范仲淹资料中，富弼撰的《墓志铭》、欧阳修作的《神道碑》、张唐英写的《传》以及《范文正公集》无疑是最早、最真实的原始资料。其后由这些原始资料再衍生而成的《范文正公年谱》《宋史·范仲淹传》可被视作范仲淹研究的信史资料。然而这些原始的信史资料，却由于历史某些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范仲淹青少年时期人生履历的资料空白。”（引自《范仲淹幼年留寓考辨》一书，曲延庆著）

按照“最早、最真实、原始”的资料，与范仲淹同时期的好友欧阳修在《范文正公神道碑铭》中写道：“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祥符八年举进士，礼部选第一，遂中乙科，为广德军司理参军。”

这里的“南都学舍”，正是应天书院的前身。梳理史料记载，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公元989年，诞生于河北成德军(今河北省正定县)节度掌书记官舍。第二年，其父范墉在武宁军(今江苏徐州市)掌书记任中病逝。范仲淹两岁丧父，家道中落。母亲谢氏贫无所依，后来带着四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朱文翰，范仲淹改姓名为朱说，并在朱家长大成人。公元1011年，23岁的范仲淹知道自己的身世，“感愤而立，决欲自立门户，佩剑经趋南都”，从山东长途跋涉到应天书院求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膳粥不充，日昃始食”（朱熹语）。“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欧阳修语），终以进士及第，第二年就将母亲接到商丘奉养，并在商丘娶妻安家，之后辗转多地为官。范仲淹毕业应天书院十年后，公元1026年，母亲病故，范仲淹回应天府（商丘）为母亲丁忧守丧，受留守晏殊之请，主持应天书院，执教两三年。

本届范仲淹国际学术交流大会，商丘的范仲淹研究人士有备而来。其中，宁陵县史志办主任、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马学庆，一人提交论文并在大会上做了三场学术报告，题目分别是《试析范仲淹忧乐思想的渊源、形成与发展》《范仲淹的“天下观”及忧乐思想内涵初探》《范仲淹义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及意义》。马学庆以大量详实的资料考证和抽丝剥茧的分析，论证了范公的忧乐思想深深根植于商丘，是在应天府正式形成的。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执教期间撰写的《南京书院题名记》，是最早出现忧乐思想内容的，“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而范仲淹忧乐思想形成的标志则是“他丁忧应天府冒哀进谏写的《上执政书》，气势恢宏，条理清晰，论证充分，洋洋万言，忧国忧民，忧边忧贤，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主张以天下为心，成为其忧乐思想的集大成者。”

来自商丘师范学院的郭文佳教授在以《范仲淹忧乐爱民的思想与活动》为题的演讲中提到，“在应天府经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慨然以天下为己任。青少年时期的艰苦求学经历，为他后来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著名思想奠定了人生基础。”

而睢阳区文联主席张学勇以《从<南京书院题名记>探范仲淹对儒学的继承和发扬》为题，详述了应天书院的“睢阳学统”对范仲淹求学执教的深刻影响。

来自商丘资深的范仲淹研究“民间专家”孙纲先生，在交流会场以《范仲淹与贾谊》为题作的报告，把西汉早期政论家、文学家贾谊与北宋大家范仲淹一起论述，这两位相隔一千二百年的历史名人与商丘都有着深厚的渊源，从看似“关公战秦琼”的选题中让大家领悟到商丘的文化底蕴深厚，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

先忧后乐的“范公精神”历久弥新

来自湖南湘潭的熊劲松在《论“先忧后乐”与“两个务必”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意义》报告中说，东方巨人毛泽东十分推崇历史伟人范仲淹，先后五次对范仲淹作出高度的赞赏和精彩的评价，使我们能够领略到伟人们的心理共鸣与历史回响。

来自甘肃的慕甲騉则在《范仲淹精神的时代借鉴价值》报告中，列举了历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推崇范仲淹“先忧后乐”精神的评价引言，“在当前倡导美德善行的时代，研究和弘扬范公的‘先忧后乐’精神，有助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增添精神动力。”

来自浙江桐乡的范矛彧先生在提交的题为《习近平的先忧后乐情结》的论文中，列举了习近平总书记历年的讲话或著作中十多次提到的范仲淹忧乐思想。

1990年3月时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从政杂谈》一文中说：“当共产党的‘官’要造福于民，就得讲奉献，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

2004年1月《浙江日报》“之江新语”刊登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撰写的《心无百姓莫为“官”》，里面写道：古往今来，许多有作为的“官”都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于谦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都充分说明心无百姓莫为“官”。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其中说道：希望广大留学人员继续发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做爱国主义的坚守者和传播者，秉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始终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努力方向，自觉使个人成功的果实结在爱国主义这棵常青树上。

……

来自永城市文化局的盛朝新在题为《论范仲淹的担当精神和现实意义》的演讲中说，忧乐思想是范仲淹思想的核心内容，这种思想的基石就是担当精神。范仲淹的担当精神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

千古雄文《岳阳楼记》千年传承，根植商丘的“范公精神”历久弥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