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法规频繁快进 汽车业面临难以承受之痛

商丘网——京九晚报 2015-12-24 15:53

雾霾压城,我国防治大气污染必须动真格了。机动车尾气作为雾霾的重要成因,也致使排放标准不断加严,特别是在北京等一线城市。今年1月,柴油车国四排放标准在全国范围实施;6月,北京对重型柴油车全面实施国五排放标准。获封“全球最严”的北京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地方标准(以下简称“京六”)征求意见稿也于近期发布,拟于2017年12月实施。

对此,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发动机和整车企业,标准的不统一让企业无所适从。某发动机企业的负责人更是直言:“排放法规频繁升级,已经让企业在技术上消化不良、成本上压力重重。”

法规升级过快 企业无所适从

由于油品质量、排放造假等问题,原定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柴油车“国四”排放标准于今年年初才在全国落地。据悉,“国四”标准要求氮氧化物排放较“国三”降低30%,颗粒物排放降低80%。“这要求企业对汽车发动机电控燃油喷射系统进行升级,并增加排放后处理装置,而这些升级会大幅提升制造和维护成本。”康明斯副总裁、中国区首席技术官彭立新告诉记者。

而“国四”仅实施半年,北京即对重型柴油车实施“国五”阶段排放标准。相较“国四”,“国五”标准中氮氧化物的排放限值继续降低40%。据介绍,相比“国三”升“国四”,“国四”升级到“国五”在技术上虽难度较小,但对企业而言,标准升级远不止于技术层面,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彭立新说:“从技术升级、公告管理到批量生产,再到技师培训、零部件供应,整个产业链条都需要重新来过,每一个发动机平台的一次排放升级,成本增加数千万元。”

非道路车辆方面,柴油机第三阶段排放标准于今年10月生效。明年,北京新增重型柴油车还将执行“京五”标准,其他大城市则将相继执行“国五”排放标准。彭立新坦言:“我国商用柴油机每年会有1~3次的排放升级要求,这种‘大跃进’在全球其他地区从未出现过,给我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财务负担和资源压力。”

由于雾霾治理的迫切性,“京六”(意见稿)也迅速发布,拟给企业两年的准备时间。“一台全新发动机的开发至少需5年,再加上整车的标定,国内车企根本来不及准备。”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规划高级总监、产品总规划师钟玉伟甚至认为,即便在2020年实施“国六”排放标准,很多企业也来不及应对,他建议推迟“国六”的实施或取消“国五”法规,以给企业缓冲时间。潍柴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子青也表示:“我国排放法规起步晚,且环境问题严重,排放升级速度快于国外可以理解。但标准的升级一定要合理,留给企业足够的准备时间。”

法规制定要遵循协调统一原则

如果说排放标准升级只是在速度上加快,大企业还能勉强跟得上,标准的不协调统一才真正让企业吃不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此次“京六”(意见稿)放弃欧洲标准,采用了欧洲标准和美国加州标准杂糅的“夹生饭”。“不谈‘京六’合法与否,‘京六’与‘国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排放标准,并非满足‘最严’的‘京六’标准就能够满足‘国六’标准。这需要企业针对不同标准做不同的动力研发方案,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而最终都将由消费者买单。”某车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且由于检测方法不同,检测机构也需要针对‘京六’重新采购美国的检测设备,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整车要重新标定,零部件需更换,短时间内企业同时开发满足不同标准产品的可实现性极小。”在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坚看来,北京等一线城市汽车普及较早,且加上限行限购政策,其市场容量相对有限,一些企业很可能会放弃执行地方标准,特别是一些生产规模小的自主品牌。

而未来,受国标与地标矛盾影响的地区不仅只有北京。“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京六’也会影响津冀地区的标准实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指出,“如果北京市环保局认为‘国六’不够合理,应与‘国六’制定部门协商改进,而非另外出台地标。”

事实上,除了国标与地标不统一,“京六”(意见稿)自身亦有矛盾之处。AVL中国区总经理姜宏说:“意见稿整体采用美国标准,但对车辆的抽查方法则是按照欧洲法规,缺乏整体的逻辑考虑。企业要如何开发一种既适应中国土壤,又符合美国和欧洲法规方向产品?这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针对“京六”(意见稿)中新增的重型汽车排放标准,彭立新表示:“由于风阻、轮胎等变量的影响,发动机排放限制和整车排放限制的一致性较差,满足发动机的排放要求不一定满足整车,而满足整车又未必符合发动机要求。满足两个并不完全等效的标准对发动机和整车企业制定排放策略是巨大的挑战,且提出的整车排放测试方法与车辆的实际排放特性并不匹配。”他强调,排放法规应是一整套完善的体系,其可行性要有足够的科学依据。

量体裁衣 不能重制定轻执行

“国内环境问题日益严峻,雾霾天气已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政府部门有必要限制机动车的尾气排放,汽车企业也愿意做这样的技术应对。但怎样限制、朝什么方向限制,法规制定者还应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多听取行业专家的意见,建立一套科学、统一的法规方案,不能各自为政。”对于排放法规升级,姜宏如是建议。出台法规标准容易,但标准必须建立在整个行业技术基础上,并且能够平衡标准先进性和企业实际能力。某车企相关负责人直言:“标准太高、升级太快,加上燃油不符合标准,企业就会无力施行,更容易引发排放造假。最终使得部分省市延迟新排放标准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法规的权威性和政府的公信力。”

结合欧美国家的环保经验,彭立新提出,排放法规的发布应给企业和行业足够的准备时间,标准一般应提前4~5年发布;而后的3~5年是法规稳定期,在此期间企业要把投资成本消化掉,并保证批量产品的生产一致性。他强调:“对于排放法规,最重要的是严格执行,而非雾霾天气一出现,就加快新排放法规的颁布。机动车排放合格与否不是一项孤立的事情,它涉及油品升级、企业技术升级、服务能力的提升、客户认可和政府部门监管等一系列问题。”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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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法规频繁快进 汽车业面临难以承受之痛
2015-12-24 15:53     商丘网——京九晚报   我要评论 

雾霾压城,我国防治大气污染必须动真格了。机动车尾气作为雾霾的重要成因,也致使排放标准不断加严,特别是在北京等一线城市。今年1月,柴油车国四排放标准在全国范围实施;6月,北京对重型柴油车全面实施国五排放标准。获封“全球最严”的北京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地方标准(以下简称“京六”)征求意见稿也于近期发布,拟于2017年12月实施。

对此,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发动机和整车企业,标准的不统一让企业无所适从。某发动机企业的负责人更是直言:“排放法规频繁升级,已经让企业在技术上消化不良、成本上压力重重。”

法规升级过快 企业无所适从

由于油品质量、排放造假等问题,原定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柴油车“国四”排放标准于今年年初才在全国落地。据悉,“国四”标准要求氮氧化物排放较“国三”降低30%,颗粒物排放降低80%。“这要求企业对汽车发动机电控燃油喷射系统进行升级,并增加排放后处理装置,而这些升级会大幅提升制造和维护成本。”康明斯副总裁、中国区首席技术官彭立新告诉记者。

而“国四”仅实施半年,北京即对重型柴油车实施“国五”阶段排放标准。相较“国四”,“国五”标准中氮氧化物的排放限值继续降低40%。据介绍,相比“国三”升“国四”,“国四”升级到“国五”在技术上虽难度较小,但对企业而言,标准升级远不止于技术层面,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彭立新说:“从技术升级、公告管理到批量生产,再到技师培训、零部件供应,整个产业链条都需要重新来过,每一个发动机平台的一次排放升级,成本增加数千万元。”

非道路车辆方面,柴油机第三阶段排放标准于今年10月生效。明年,北京新增重型柴油车还将执行“京五”标准,其他大城市则将相继执行“国五”排放标准。彭立新坦言:“我国商用柴油机每年会有1~3次的排放升级要求,这种‘大跃进’在全球其他地区从未出现过,给我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财务负担和资源压力。”

由于雾霾治理的迫切性,“京六”(意见稿)也迅速发布,拟给企业两年的准备时间。“一台全新发动机的开发至少需5年,再加上整车的标定,国内车企根本来不及准备。”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规划高级总监、产品总规划师钟玉伟甚至认为,即便在2020年实施“国六”排放标准,很多企业也来不及应对,他建议推迟“国六”的实施或取消“国五”法规,以给企业缓冲时间。潍柴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子青也表示:“我国排放法规起步晚,且环境问题严重,排放升级速度快于国外可以理解。但标准的升级一定要合理,留给企业足够的准备时间。”

法规制定要遵循协调统一原则

如果说排放标准升级只是在速度上加快,大企业还能勉强跟得上,标准的不协调统一才真正让企业吃不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此次“京六”(意见稿)放弃欧洲标准,采用了欧洲标准和美国加州标准杂糅的“夹生饭”。“不谈‘京六’合法与否,‘京六’与‘国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排放标准,并非满足‘最严’的‘京六’标准就能够满足‘国六’标准。这需要企业针对不同标准做不同的动力研发方案,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而最终都将由消费者买单。”某车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且由于检测方法不同,检测机构也需要针对‘京六’重新采购美国的检测设备,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整车要重新标定,零部件需更换,短时间内企业同时开发满足不同标准产品的可实现性极小。”在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坚看来,北京等一线城市汽车普及较早,且加上限行限购政策,其市场容量相对有限,一些企业很可能会放弃执行地方标准,特别是一些生产规模小的自主品牌。

而未来,受国标与地标矛盾影响的地区不仅只有北京。“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京六’也会影响津冀地区的标准实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指出,“如果北京市环保局认为‘国六’不够合理,应与‘国六’制定部门协商改进,而非另外出台地标。”

事实上,除了国标与地标不统一,“京六”(意见稿)自身亦有矛盾之处。AVL中国区总经理姜宏说:“意见稿整体采用美国标准,但对车辆的抽查方法则是按照欧洲法规,缺乏整体的逻辑考虑。企业要如何开发一种既适应中国土壤,又符合美国和欧洲法规方向产品?这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针对“京六”(意见稿)中新增的重型汽车排放标准,彭立新表示:“由于风阻、轮胎等变量的影响,发动机排放限制和整车排放限制的一致性较差,满足发动机的排放要求不一定满足整车,而满足整车又未必符合发动机要求。满足两个并不完全等效的标准对发动机和整车企业制定排放策略是巨大的挑战,且提出的整车排放测试方法与车辆的实际排放特性并不匹配。”他强调,排放法规应是一整套完善的体系,其可行性要有足够的科学依据。

量体裁衣 不能重制定轻执行

“国内环境问题日益严峻,雾霾天气已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政府部门有必要限制机动车的尾气排放,汽车企业也愿意做这样的技术应对。但怎样限制、朝什么方向限制,法规制定者还应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多听取行业专家的意见,建立一套科学、统一的法规方案,不能各自为政。”对于排放法规升级,姜宏如是建议。出台法规标准容易,但标准必须建立在整个行业技术基础上,并且能够平衡标准先进性和企业实际能力。某车企相关负责人直言:“标准太高、升级太快,加上燃油不符合标准,企业就会无力施行,更容易引发排放造假。最终使得部分省市延迟新排放标准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法规的权威性和政府的公信力。”

结合欧美国家的环保经验,彭立新提出,排放法规的发布应给企业和行业足够的准备时间,标准一般应提前4~5年发布;而后的3~5年是法规稳定期,在此期间企业要把投资成本消化掉,并保证批量产品的生产一致性。他强调:“对于排放法规,最重要的是严格执行,而非雾霾天气一出现,就加快新排放法规的颁布。机动车排放合格与否不是一项孤立的事情,它涉及油品升级、企业技术升级、服务能力的提升、客户认可和政府部门监管等一系列问题。”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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