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保留中国抗战工业命脉的壮举

位于宜昌市长江旁的宜昌大撤退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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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来临时的长江之滨宜昌，显得特别热闹。特别是江边，跳广场舞的市民们排成一队又一队，音响里发出来的歌声，哪怕在1公里以外，仍能传到耳朵之中。显然，这里的人们正沐浴着和平之光，享受着幸福生活。然而，就在跳广场舞的人群中，一座宏伟的宜昌大撤退纪念园铭记着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75年前，这里发生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大撤退：在短短40天内，用极其有限的运力将停驻在宜昌的13万吨货物和3万余人员转运至四川，保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和大批人才。

这是面对民族危亡的中国民众用自己不屈的意志，创造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不得不进行的撤退

京九晚报“抗战故地行”采访团来到宜昌时，夜幕已降临。来到长江边上，这里热闹非凡，跳广场舞、散步的人们成群结队。

人群之中，一座宏伟的宜昌大撤退纪念园就在江边，位于宜昌夷陵长江大桥侧，占地约5000平方米。钢筋混凝土骨架外贴红色花岗岩浅浮雕，通过定格时间、浮雕，表现了当时的历史场面，突出了“宜昌大撤退”发生于1938年10月至11月的时间内涵。

宜昌大撤退铭文写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东方战场中国宜昌大撤退与西线法国敦刻尔克大撤退齐名，气壮山河，彪炳史册。”

时间回溯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武汉失守前后，离武汉300公里的宜昌成了敌我双方注目的焦点，这是因为，宜昌是长江的咽喉，是入川的门户。

特别是在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于是，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纷纷向四川特别是向重庆搬迁。大批人员、物资的撤退成了战时交通运输的最大问题。

而当时的中国，飞机少得可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火车线路被炸得七零八落，无法正常开运；公路运输不仅运费高、汽车少，且公路少又不能直接入川。因此，长江水道便成了进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线，成了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此时的宜昌情况十分危急，因为从上海、南京、南通、苏州、无锡、常州、武汉匆忙撤出的工厂设备已陆续集中在此，南京撤出的政府机关、各地要撤到后方的学校也集中在此。当时，“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十万吨机器，布满了上百英亩的地面，等待转运。而仅有的一点适于行驶三峡上游湍急流水的航运能力，却由于恐慌引起的谈判而陷于停顿！各个轮船公司挤满了吵闹的人群，到处是交涉、请客，请客、交涉，而运输的阻塞却丝毫没有减轻。

宜昌大撤退，不得不开始了。

临危之时，卢作孚力挽狂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负责大撤退。

此时，摆在卢作孚面前有两道难题。其一，长江滩多水急，不利于船舶通行，再加上距离长江上游的枯水期只有40天，时间紧迫；其二，船舶的运载能力太小。最大的轮船一次仅能载600余吨，最大的客船只能载200余人。

民生公司是当时长江最大的航运企业，一个月正常的运量也只有6000吨左右，短时间内将如此规模的货物和人员转运，似乎是不可能的。

时间容不得多想，只能把全部的运力都动用起来。当时可以动员的船舶包括，民生公司22条轮船，2000余条沿江木船，以及一些企业自己租赁的船舶。由于滩险太多，只能白天航行，夜晚装卸。一部分力量较大的轮船，除本身装运外，还得拖带一只驳船。

除了与紧迫的时间以及危险的江水搏斗，转运船舶还要承受空中日军飞机的轰炸。从卢作孚所做的统计中，可以看到轰炸的惨烈：“第一次炸沉最大轮船一只，第二次沉没四只，损坏一只，第三次沉没一只，损坏两只，第四次沉没一只，损坏一只，这一本小册子正在草写的时候，第五次的轰炸又来了……”

敌机虽然给转运船舶造成了惨重损失，却无法浇灭国人抗战的决心。在日军的猛烈轰炸下，船舶依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希望穿梭在长江之上。

40天内，人员运完，器材运出2/3。

据统计，此次抢运中成功撤出部分兵工单位和轻重工业厂家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申钢厂、大鑫钢铁厂、武汉纱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珍贵历史文物等单位和物品，仅抢运的学校就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中央陆军学校等数十所。

在此后7年的抗战时间内，这些被成功抢运的单位和人员，为最终抗战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宜昌大撤退，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宜昌大撤退，让大批人员安全转移。在撤退的3万多难民中，有不少是教师、工程师、医生、艺术家、公务员等后方急需的各类人才，难怪有人说，宜昌在一个时间里成了中国知识界精英高度集中的人才库。他们的安全撤离、逃脱虎口，成为大后方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同时，大量战略物资器材设备被安全转运后方，保存了中国工业基础，为战时支援抗战和后方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四川和重庆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众所周知，抗战以前，我国工业大都集中在沿海。抗战爆发后，沿海的工厂企业纷纷内迁，民生公司在整个抗战中，抢运了几百个工厂的机器设备入川，包括宜昌大撤退中的机器设备，它几乎是中国全部的航空工业、兵工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如兵工系统的，就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厂、兵工署巩县分厂、兵工署汴厂、湘桂兵工厂等；航空、电讯系统的有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等；钢铁工业系统的有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等；能源系统的有中福煤矿等；轻纺系统的有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

宜昌大撤退是中国抗战史中辉煌的一页，是卢作孚在抗战中的杰出功绩，应该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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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

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4个人我们是万万不可忘记的：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卢作孚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并且在几个方面都有成就。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市合川人；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农村社会工作先驱；幼年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才；1925年创办的民生公司是中国近现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1952年在重庆服用安眠药辞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碚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

1952年年初离京返渝时，正值“五反”运动高潮，卢作孚被指为“不法资本家”遭无情斗争，因不甘受辱，于1952年2月8日在重庆服用大量安眠药后辞世。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先生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2008年，重庆评出历史名人，卢作孚得到的评语是：“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卢作孚正是这样一位改变历史而让中国人不能忘记的重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