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故地行】吴先斌和他的民间抗战博物馆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内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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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雨花台区，当年，日军和中国军队在此激战，之后，侵略者又拿起屠刀，砍向中国军人和平民的头颅。

在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48号，有一处不起眼的小楼，通过导航搜索，却能够直达“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这栋楼的三、四层就是吴先斌的抗战博物馆，博物馆并不大，却耗费了吴先斌9年的心血和数千万的资金。

吴先斌语速很快，草绿色的背包上是各色徽章。从外表看来，你会联想到他是抗战老兵，或者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

其实，吴先斌和这些都没有关系。他的本职是一位做装饰材料的企业家，因为喜欢抗战史，就创办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9年来，他在博物馆上花费了巨大的心血。

就是这座民间博物馆，有关抗战的藏品3700多件，有的一件藏品，就花去吴先斌数十万元。现在，在国内收藏界，没人不知道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现在，它已经接待了约20万名参观者。

吴先斌不喜欢人家给予他“民间斗士”的称号，他说，做这件事只是“个人情绪的一种表达”。

企业家创办 民间抗战博物馆

9年以前，吴先斌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做的装饰材料生意，可以说是财源广进。用他的话说，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除了能够保证衣食无忧外，就想“玩点文化的东西，满足精神上的需求”。

有一次，在古玩市场上，他看到了一本画册，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画册的内容让他很是震惊。

吴先斌花费1万多元购买了这本画册，从此，他就对抗战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投入大量的时间研究中国抗战史，寻找抗战史料。

吴先斌收藏有关抗战的藏品越来越多，现在已达3700多件。

吴先斌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有2000多平方米，位于吴先斌的装饰材料厂厂区的一幢四层楼内，陈列馆在三楼。

博物馆楼梯靠墙的一侧贴着许多抗战时期的照片，上面那些年轻人的面孔，看起来那样阳光。仔细看，会发现很多照片的说明文字都是“无名战士”。在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中，固然有许多知名人士和革命者的牺牲奉献，更多的还是这样的无名战士，他们支撑着伟大的历史，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吴先斌说，我们过去讲抗战史太宏大，其实抗战史是每个士兵、每个人的历史构成的，太宏大的历史会让人觉得有点虚，需要每一个细微的历史来支撑。

吴先斌的博物馆的确很细微。在博物馆的3700多件藏品中，不见什么飞机大炮，更多的只是琐碎的“细微”，比如一张汪伪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一件写着“还我河山 民族复兴”的床帷子、一顶破破烂烂的军帽、一个印着“抗日救国”字样的肥皂盒，以及“抗日”牌铁锁、抗日救国文具、形形色色的抗战纪念章……这些物件无声地表明，在当时“抗日”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看得出人们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

吴先斌送给我们几枚博物馆的徽章，徽章是一个年轻战士的侧影。这个徽章来源于吴先斌从地摊上收藏的一个牛角烟盒。烟盒的一面是一个身背长枪向前奔跑的年轻战士，虽然只是寥寥几笔，但战士的形象却格外生动；烟盒另一面大大地刻着“共赴国难”四个字，署名为“第四旅七班张士元”。吴先斌并不知道张士元是谁，只能大概推测他可能是个新四军战士。但“共赴国难”四个字和年轻战士的形象却感染了他，“只有民众共赴国难，才有抗战的胜利”。

这里有日军强征“慰安妇”的铁证

张纯如的录像带，“断头将军”陈中柱的名片……一些细微的东西，见证着中国抗战的起起伏伏。其中，一个日军使用的安全套，震惊了所有的参观者。

在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的一个展柜里，摆放着一个名为“突击一番”的安全套，一盒名为“星秘膏”的药膏。

这些文物，是日军推行“慰安妇”制度的直接证物。吴先斌的努力，让它们的实物首次在中国现身。

2006年8月，曾经陪同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到南京指证慰安所的中国籍旅日独立制片人朱弘，给吴先斌发来一封电子邮件，称日本有一名收藏家有当年日军侵华时的物品，其中包括日军留下的“突击一番”安全套。

“在我的印象中，关于‘慰安妇’的史料中经常提及安全套，但却一直鲜有实物出现。”吴先斌认为，这是连专家都没有见到过的物证。他随后和朱弘保持联系，并开始商量购买事宜。

两个月后，吴先斌终于收到了从日本寄过来的“突击一番”安全套，另外还有一盒药膏。这两件东西的购买费用近5000元。

安全套装在一个破旧的牛皮纸袋中，纸袋表面印着日军标志，下面印着“突击一番”四个日文字样。由于年代久远，安全套的橡胶膜已变得十分脆弱，不过套口的塑料圈仍然完好。

“星秘膏”是日军和安全套配套使用的预防性病的药物。药盒正面注明由“陆军卫生材料厂”和“陆军军需品厂”生产，背面还印有日文“使用法”。

“光看这些用猥亵戏谑的言辞命名的安全套，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沦陷区的中国妇女遭受过怎样的凌辱。”吴先斌说。

除此之外，馆藏品中让吴先斌感到很有价值的是一张侵华日军自己拍摄的南京仙鹤门大屠杀的照片。照片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是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有力证据。

“侵华日军为了炫耀战功，新到一处就有拍摄写真帖、发明信片的习惯。这张照片就出现在日军攻打南京部队之一的伊东部队写真帖内。”据吴先斌介绍，这部写真帖，是他从一个东北收藏家手中花了约1万元买来的。

“虽然早已发现记录日军在南京仙鹤门暴行的文字史料，但图片史料比较缺乏，这一张照片，胜过千万个文字。”为了购买这套资料，吴先斌“坐了10个小时的火车，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曾自费到日本参加展览

2014年8月9日，南京人吴先斌带着自己挑选的24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来到日本名古屋公会堂四楼，应邀参加日方举办的“为了和平揭露战争”巡回展览。作为展览主办方，日中友好协会将这组照片命名为“南京侵华日军罪行照片”，摆放在展厅入口处最显眼的位置，还特意制作了题为“在南京发生了什么？”的日文说明。

作为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馆长，吴先斌此次参展，完全自费，一共花去了5万多元。

“为了和平揭露战争”是日中友好协会组织的民间战争研究团体成果巡回展，吴先斌是国内第一个受邀参展的民间人士。

吴先斌说，拿去参展的24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都在日本公开出版过，都由日本人拍摄，没有一张是中国人自己拍的。之所以没有中国人拍摄，一是因为在屠杀现场拍照极其危险，二是因为当时南京城里拥有相机的富人，早在战火蔓延至南京之前就逃到了其他地方，留在城内的只有穷人、农民和一些士兵。当时能够进行拍摄的，除了日本人自己，就是国际安全区的外国人。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很多是通过这些人的相机记录了下来。

次日，日本《朝日新闻》对此进行了报道。

目前，为了支撑“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吴先斌已花去3000多万元。现在，吴先斌正着力打造“掌上博物馆”。通过微信等通信工具，吴先斌在网上对博物馆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

吴先斌说，多年来，知悉博物馆的人越来越多。他已接待参观者约20万人次，更有不少日本、德国民间团体慕名前来参观交流。吴先斌很欣慰，有越来越多的人来了解、关注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