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争议，涉及“绿色革命”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稍后争议，涉及“绿色革命”是否有利、甚或有害于自然环境。

这些争议，激发当事各方反省，把“绿色革命”话题引向社会经济领域。

人口论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学和生物学教授保罗·埃利希１９６８年、即“绿色革命”得名那一年出版一部专著，名为《人口炸弹》。

这部专著受十八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影响，认定“为全人类提供食品的长期努力已告失败”，预言全球数以亿计人口将在二十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死于饥荒。

涉及正在发起“绿色革命”的印度，埃利希写道：“我至今没有遇到熟悉情况的任何人，认为印度能在１９７１年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他坚持认为，“印度在１９８０年以前不可能养活２亿以上的人口。”

对正在推动南亚次大陆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发起“绿色革命”的诺曼·欧内斯特·博洛格，埃利希颇为不屑：“那个人，也就是博洛格，对粮食生产所面临各种问题的严峻程度没有任何了解……没有人可以对生产（全人类）所需要的粮食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事隔３２年，即２０００年，博洛格告诉美国《理智》月刊记者罗纳德·贝利，埃利希所言是他当时受到的“最严厉批评之一”。

然而，《人口炸弹》成为国际畅销书，作者埃利希成为知名人士。

相比之下，即使在１９７０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博洛格依然不为多数美国人所知。美国媒体二十世纪９０年代末报道说，博洛格如果走在大街上，每１００名美国人中恐怕难有一人会认出他。

以人口论为依据对“绿色革命”提出的异议或许隐含一种不便说出的观点，即增产粮食徒劳无益，实际效果是延缓对人口规模施以控制。

事实是，印度１９７１年接近于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而全球范围内除非洲大陆以外，多数地区以后几十年再没有因为非战乱和非自然灾害因素而出现大规模饥荒。

再版《人口炸弹》之际，埃利希删除了预言印度粮食产量和全球饥荒的内容。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２００４年报道，埃利希表示，他为实际状况打破了他专著中的悲观预测感到“惊奇和高兴”。

博洛格１９７０年领受诺贝尔和平奖时承认，“我们正在应对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即涉及粮食生产的科学力量和涉及人口增殖的生物力量。”

他当时预言，世界农业生产将有能力满足２０００年全球人口对粮食的需求。２０００年，他再次预言，凭借现有技术以及处于开发阶段的新技术，人类有望在２０２５年满足预计届时８３亿人口的粮食需求。他解释说，他所作预言不会超出一定的时段。

环境说

“绿色革命”二十世纪６０年代得名，而以“绿色”为标志的环境保护运动在８０年代积聚势头。

“绿色革命”中所含“绿色”，在一些环保人士看来并不呈现“绿色”。

“绿色革命”所援用的农作物高产新品种，基本特点之一是对氮有着更高的吸收和转化效率，不可能以单纯的“有机耕作”方式为来源，需要耗用化学合成肥料，辅之以防治病虫害的农药。

摈弃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做法，更多使用人工灌溉手段，在一些地区会附带产生农田盐化、浸蚀和地下水位下降等问题。

在非洲，依照一些环保机构的看法，为适应高产农业需要而修建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意味着威胁当地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热带雨林和原生自然状态。

另外，一些人士认为，大规模推广数量有限的高产作物品种，意味着放弃众多当地传统品种，既不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又可能促使至关重要的育种技术集中由少数西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掌握。

针对种种非议，博洛格逐一加以澄清：

首先，如果弃用化肥，尤其是截至２０００年全球用量大约为８０００万吨的氮肥，全部改用牲畜粪便等“有机肥”，需要额外养殖５０亿至６０亿头家畜，将会耗用难以计数的土地。

统计显示，全球１９５０年有农田大约６.９亿公顷，产出６.９２亿吨粮食；全球１９９２年有农田７.０亿公顷，产出１９亿吨粮食。这意味着，以不足２％的农田增量获得了１７０％的产量增加。

“没有高产农业，”博洛格断言，“粮食增产只有以急剧扩大种植面积方式才能实现，所耗用的土地恐怕百倍于都市化所耗用的土地。”

在他看来，以更少土地投入获得更多粮食产出，是最为环保之举。

其次，对高产农业所依赖的化肥和农药等农用化学品投入，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民会比发达国家农场主有着更为强烈的成本意识，倾向于少用、而不是多用，似乎不至于对环境积累实质性破坏。

再则，人工灌溉所导致的问题，可以节水技术手段和经济调节手段加以纠正。

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公路不足，不仅制约农业，而且制约教育以及整体经济发展。

他告诉《理智》记者：那些反对在非洲建设公路的人士当属“极端分子”，享受着“相当丰裕的生活”，却声言非洲穷苦民众“不应有道路”。“我希望他们不只是背着行囊在灌木中远足一个星期，而是在那里定居，耗费余生、养育孩子。我们可以观察他们是否会改变想法。”

社会观

博洛格说，他在“绿色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只是“朝正确方向作出调整，并没有把世界变成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

对于非议，他的评价是：“西方国家以环保为名义的院外活动集团一些成员确实是高尚人士，但不少人是自觉高人一等的‘精英分子’。他们对饥饿从来没有切身感受，只呆在华盛顿或布鲁塞尔舒适的办公室套房内……”

“如果这些人在发展中国家的艰苦环境中生活哪怕一个月，而不必像我这样耗费５０年，”博洛格认定，“他们一定会哭喊着要求获得拖拉机、化肥和灌溉水渠，进而愤恨自己国内那些时髦的‘精英分子’居然试图不让他们拥有这些东西。”

领受诺贝尔和平奖之际，他告诉听众，“地球上有两个世界，即‘享有特权的世界’和‘被遗忘的世界’，前者主要为富裕发达国家，人口占世界的２５％至３０％，生活在‘伊甸园’外众生没有体验过的奢华之中；后者则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一半以上，多数生活在贫困之中，常与饥饿相伴……”

世间的不公平，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成功发起了“绿色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内部。

与传统农业相比，高产农业需要更多的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促成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民对农业信贷的依赖。相对富裕的农民比较容易获得信贷，大宗购买农资时也容易获得折扣；相比之下，相对贫弱的农民可能会陷入债务泥潭，最终失去土地或者土地使用权。

特定经济社会结构之下，“绿色革命”加剧了农村贫富分化。

以印度最先发起“绿色革命”的旁遮普邦为例，据非政府机构估计，农民截至今年５月积累的债务总计１０００亿卢比（约合２５亿美元），相当于全印度其他地区农民欠债总额的３倍。

过去５年间，旁遮普邦４０万农民为偿还债务而出卖土地。

过去２０年间，据法新社报道，旁遮普邦６万多名农民以自杀方式逃避债务。

二十世纪７０年代，印度稻米价格相当于每吨５５０美元；２００１年，稻米价格降为每吨不足２００美元。时下，米价大幅度上扬，但化肥和农药等农资也因为原油价格飙升而大幅度上扬，致使一些农民深陷绝望。

前任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官员Ｓ·Ｐ·舒克拉５月初告诉法新社记者，印度粮食总产量“二十世纪８０年代增长率为每年３.８％，过去６年降为０.５％。”

就小麦而言，印度政府前年和去年连续以进口补充国内产量不足，今年可望获得丰收，与去年相比增产５％，无须再从国外购入。

对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博洛格早有判断，认为问题或许不涉及农业生产层面，更多出现在社会层面上。

未尽事

近年参与一档电视节目时，博洛格指出，“一个和平的世界，无法建立在饿着的肚子和痛苦的肉体之上”。

他和众多“绿色革命”倡导者明白，单纯农业技术手段无从改变社会和经济结构，无法实现社会公平，难以消除饥饿状态。

他２０００年接受采访时坚称“绿色革命”取得了成功，但“那是一项永远不会结束的过程”。他认为，最大成功之处，是他１９１４年出生时世界人口大约为１６亿，而在他接受采访时已超过６０亿。（徐勇）